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来自于读书人？答案是……

建设学习大国，在领导干部当中掀起了一道道学习的热潮。然而，要让这股热潮持续长久下去，领导干部一定要记住，不能抛弃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古代的士大夫官员大多来自于读书人。现在的领导干部也基本上都来自于读书人。读书人应该是一个领导干部一生不能抛弃的重要身份。这个身份意义重大。

古代的读书人自称儒生，读书人从政做官，就称为“士大夫”。《周礼·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 《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可见，士大夫是指担任政府官员的文人学者，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储备以作将来官员的士人。换句话说，只有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做了官而不读书的不算作士大夫，历史上那些没有学问的官老爷为士所不齿，尤其是在重文轻武的时代。

领导干部实质上就相当于古代的士大夫，士大夫精神依然可以在现代领导干部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领导干部同时也应该是读书人或者说文化人。

士志于道

古代的读书人被称为“士”，后来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儒生”或“儒士”，就是特指尊奉儒家学说的读书人，以“儒”为姓，以儒为标签、自许。科举时代，只有中了举人、具备了做官从政资格的读书人，才有资格称儒生。它不仅标明出身正途的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换言之，古代的士大夫官员无不以读书人这个身份为荣耀。

古代绝大多数士大夫从来不忘记自己的读书人身份，他们不仅自己白天做官，晚上读书，还要求家人子弟坚持读书，他们的家训中，要求子弟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者比比皆是。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倡导，文人士大夫多年的读书习惯使然，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另一方面，是由于读书人骨子里那种“士志于道”的信念。《论语·里仁》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道”可视为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思想深处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自孔子始，士阶层便以“道统”自任，与王权并行，作为一种心灵秩序和道德权威，他们昂然居于四民之首，成为传统中国当仁不让的社会支柱。和天子秉承天命一样，他们以文化秩序的权威自居，同样秉承天命，捍卫其“道统”。整个社会也是唯士大夫马首是瞻，士大夫则“以天下为己任”为自我使命。虽然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和圣人者只有少数人，但成为这种人始终是他们的向往。

因此，古代士大夫官员不会轻易舍弃自己的读书人身份，以保持他们在文化上拥有的权威。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享受者，乐在其中。

到后来文章被抬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出现了一种“文以载道”的观念，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主张，而是士人这个阶层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这里面，始终不离他们信奉的“道统”。无论是诗文还是艺术，都承载着这种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因此，古代读书人的一个重要特质，便是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思考的是国家的走向，是文化的传承。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士大夫为了国家和民生，抱着满腔的热忱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直至清末的《学务纲要》还强调:“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这种意识或理念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仍然值得借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志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之道，又要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道统，才能做到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如果党员领导干部不做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的弘道者，那就失却了根本，乱了心性。

以学问作根柢

如同“文以载道”那般，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士大夫还讲求以学问作根柢，为国为民造福，创一番事功。

“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这是曾国藩总结历史上圣贤豪杰们的共同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无论是经史子集也好，还是儒家科举文章也罢，古代士大夫都是当做学问来做的。经学、史学、文学等组建起一个宏伟的知识体系，因此，书生可带兵，文人可治水，无分轸域，将治国安邦诸事一体担当。

以曾国藩为例，作为一个浸染于理学的士大夫，政事军事洋务均有涉猎，《清史稿》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其实何止一个曾国藩？古代那些士大夫官员，远至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近至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无一不是如此。毛泽东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所谓“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因此，“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开，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是将学问与改造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改造社会要从学问着手。因此，他最终能找到他的“大本大源(真理)”。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学问，主流上基本都是士大夫官员做出来的。他们的学问也超出了单纯的文化、教养领域，南宋司法干部宋慈著有《洗冤集录》，成为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著作；明代内阁学士徐光启著有《农政全书》；清代内阁学士王鸣盛写下了《十七史商榷》；两广总督阮元则有《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名世。古代大数学家除了刘徽是布衣之外，其他如祖冲之、楚衍、贾宪、秦九韶、杨辉等都是官员；天文学家张衡、郭守敬是官员；农学家贾思勰做过太守。而做过经略安抚使、龙图阁学士的沈括，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水利、医药、经济、律历、营造法式、音乐、书画鉴赏等方面都有成就。

至于著述方面，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说，“到1750年中国出版的书籍的总数，比到这一年为止世界上除中文之外所印刷的书籍的总数还要多。”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士大夫官员。

今天，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领导干部理应是社会的精英，民众的楷模。干事创业应当以学问为根柢，而不是以学问作包装，要始终彰显出读书人这一身份意识，成为读书人的楷模。

以读书来提升政德修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古代读书人追求的思维范式，也是士大夫立身之本。这对于当代领导干部来说，并没有过时。

中国古代士大夫官员这个群体，首先是作为读书人，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文化理想追求；其次作为官员，必须面对现实，务实为本，追求事功。这种文化理想与现实事功表现在他们身上，不免责任和忧患交织，痛苦与烦恼相伴。所以，为了摆脱内在的矛盾，他们很注意自我修炼，培养一种高雅的情操，保持一种自在的心境，维护一种独立的人格。而读书讲学则是他们政德修养的共同途径。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很多领导干部的困惑。在他们看来，如果读书对于他们政治上进步没有帮助，那何必辛苦呢？领导干部要唤醒自己的读书人身份意识，就必须打破读书的功利观。王国维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读书学习之用，妙处就在这无用有用间。看起来，读马克思主义、学中国文化对于主政没有实际成效，却不知学习之后，能在无形间提高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政治定力，提高政德修养，不学何以知其无用？王国维还说：“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学，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正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正如岳麓书院讲堂上悬挂着的一副长联：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上联是说，读书人应当懂得明辨是非，至于毁誉、得失不要去计较；下联是说，读书人应当懂得如何去酬恩、立命和传道，这三样才是我们读书人应有的担当。上联讲放下，下联讲担当。这就是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对读书人、未来士大夫的要求。古人尚且如此，遑论当今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坚守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意识，才能为读书人做出一个表率来，为建设学习大国引领一种好的风气。

(作者单位：长沙税务干部学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