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保密故事四例

历朝历代，围绕秘书工作的保密与泄密发生了许多令人深省的故事：秘书们或谨慎行事，防患未然;或身居高位，自觉自省;或里应外合，朋比为奸;或有名无实，请人代劳。时至今日，这些耐人寻味的故事折射出来的道理仍值得广大秘书工作者认真思考。

不言温室之树

孔光是汉成帝时期的名臣，自幼秉承家风，饱读诗书，年未二十，即步入仕途。汉成帝即位后，孔光因才能卓越，被任命为尚书(西汉时期在宫中主管文书的官员)。短短几年，孔光将前代政事及汉代法规烂熟于心，备受皇帝信任。后来，孔光领尚书事，成为尚书机构的领导。上任以来，孔光工作兢兢业业，小心谨慎，遵守国家法度，不坏前代成规。在这种为官原则指导下，孔光在领尚书任上一干就是十余年，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当时，领尚书事又被称为“典枢机”，意为掌管机密。该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是保密，孔光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出色。孔光有销毁发言草稿的习惯，凡涉及与皇帝之间对话内容的草稿事后一律销毁，以防机密外泄。同时，如果孔光推荐某人做官，也不会让其知道是自己推荐的，以防结党营私。

孔光每每回到家中，对自己的家人闭口不提朝中政事。家人们没去过皇宫，为了长长见识，便向孔光提了一个并不过分的问题：长乐宫温室殿前种的是什么树啊?孔光听罢，先是沉默不语，继而环顾左右而言他，完全答非所问。家人们也想不到，孔光的保密意识竟然强烈到这种地步。

严守朝廷机密，是历代统治者对身边秘书人员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此，古代绝大多数秘书人员都能严格遵守。但像孔光那样，身处中枢要职，数十年如一日保守国家机密，对即便皇宫种什么树这样的细节都丝毫不对家人透露的“保密模范”，还是不多见的。

明日再出宫

北宋名臣晏殊也是一位具有较高保密意识的优秀秘书。宋真宗朝时，晏殊担任知制诰一职，主要负责起草诏令，成为外朝一名重要的秘书人员。

一天，宋真宗宣晏殊入宫，交给他一份任命名单，命其按照名单上的内容草拟制书。晏殊看罢，连忙对真宗奏道：“臣是外制，不敢越职。”

晏殊说的“外制”是指什么呢?原来，从唐后期至两宋时期，由中书舍人或知制诰草拟的制书称为“外制”，由内廷翰林学士起草的制书称为“内制”。晏殊称自己是外制，以示不可破坏制度。宋真宗觉得有理，便找来翰林学士钱惟演起草制书。晏殊见状，又向真宗上奏：“臣已经知道了制书的内容，担心出宫后会泄露出去，臣请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明日再出宫。”宋真宗对晏殊的保密意识大加赞赏，准许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制书发出，晏殊惊奇地发现，他所看到的内容竟与昨天在宫中见到的名单大相径庭。虽然觉得事情颇为蹊跷，但出于秘书的职业操守，晏殊始终没有将昨天的事泄露半句。

晏殊头脑清醒，见微知著，从源头上堵住了保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

朋比为奸泄天机

以上讲的都是古代秘书保守机密的典范。其实，在古代秘书队伍中也有一些泄密的“行家里手”，唐朝的刘光琦便是其中一位。

唐宪宗即位之初，采取了强有力的平藩政策，意在重振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在宪宗谋划中兴大业之际，内廷中的隐患已慢慢显露出来。

唐宪宗时期，宦官专权已严重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地位。宦官作为内廷之人如欲干政，必须与外朝官员相互勾结，方能成事。唐宪宗时的枢密使刘光琦是当时势力较大的宦官，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极力拉拢外朝官员，时任中书省主书的滑涣就是刘光琦拉拢的对象之一。

按理说，主书只是个七品小官，刘光琦因何自掉身价，主动接近呢?原来，唐代的主书是中书省负责管理公文的官员，官阶虽低却身处要职。滑涣长期担任主书一职，对各种公文了如指掌。由于职位特殊，滑涣还有机会参加宰相会议，能够听到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事项。刘光琦正是看中了滑涣的职务才有意拉拢，使其成为自己安插在外朝的“顺风耳”。

刘光琦交给滑涣的任务主要是窃取中书机密。滑涣本人也是一个“泄密高手”。每次宰相会议，如果达成的共识与刘光琦的看法存在分歧，滑涣便会主动向刘光琦汇报，使外朝的一举一动牢牢地掌控在刘光琦等宦官手中。

按照规定，皇帝的诏令要经宦官传达至中书省，再由中书舍人具体负责草拟诏书。然而，由于刘光琦和滑涣朋比为奸，皇帝的诏令往往不经中书舍人这一环节，直接由滑涣本人草拟颁发。有时竟然出现了诏令已经发出，宰相们却还蒙在鼓里的现象。滑涣也倚仗宦官威势，肆无忌惮，贿赂公行，气焰熏天。然而，一时的显赫并没有给滑涣这个善于钻营、肆意专权的中书小吏带来长久的富贵。后来，滑涣遭到中书舍人李吉甫弹劾，最终落得个自尽身亡的下场。

安吉人未回

与滑涣故意泄密不同，有些机密是在无意中泄露的。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朝中有位名叫余嵘的中书舍人(主要负责撰写制诰的秘书人员)。此人虽官居要职，却不擅长撰写制诰。但令人不解的是，每当中书省需要草拟制诰时，这位不善公文写作的余舍人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余嵘背后一直有位高人鼎力相助，此人便是余嵘的表侄应镛。应镛学识渊博，是宋宁宗庆元年间的进士，后又考取了当时的博学宏词科(此科创于唐代，为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丰富，利于选拔人才)，著有《尚书约义》、《礼记纂义》等书。应镛早年曾在官府学过一些公文撰写方面的知识，其中就有关于制诰的写法。早年的这段“实习经历”，加之本人优秀的才思文笔，应镛可以熟练地撰写朝廷的制诰。然而，应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的才华竟为表叔的工作帮了忙。

余嵘任中书舍人时，应镛正在安吉县(今浙江安吉县)做知县。由于当时从安吉到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仅需三天路程，因此每当草拟制诰之时，余嵘便派人将文件的大致内容写好送到应镛那里，由应镛代拟后快马送回临安。应镛虽然知道这种行为不当，但碍于亲戚关系，不好拒绝，只得将这个差事应承下来。时间长了，叔侄间的一来一往，成了当时中书省日常工作中的一个惯例。有时，如果中书省的官员前来催促制诰起草，余嵘身边的吏员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去安吉的人还没回来呢!”

朝廷的制诰属于机密公文，余嵘身为中书舍人，负有保守国家机密的重要职责，而他竟然擅自将制诰的撰写工作交由亲戚办理，显然是“保密意识”非常淡薄。应镛作为侄儿非但不加以阻止，反而代其叔起草制诰，也是缺乏“保密意识”的表现。

(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0年第9期。原题目：《漫谈古代秘书工作的保密与泄密》)

【来源：秘书工作杂志（微信mishugong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