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楷模季文子

　　在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约30公里处，有一座文峰山，又称鲁卿山。据《苍山县志》记载，此山原名神峰山，为了纪念葬于此山的季文子而改现名。季文子，即季孙行父，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名臣。他在鲁国久执国政，连相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君，是对鲁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其在政治上的成绩相比，季文子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更为后人重视，他也因此被奉为廉吏楷模。
　　季文子在世的时候，就以廉洁简朴的形象而在诸侯列国中形成了很好的口碑。晋楚鄢陵之战后，鲁卿叔孙侨如为逞一己之私，怂恿晋国扣押了前往参加盟会的季文子，并以做晋的属国为条件要求晋国杀掉季文子。但晋卿范文子却没有照办。因为在他看来，“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左传·成公十六年》）杀这样的人是不得人心的。最终季文子得以全身而归。在这一事件中，固然不能忽视晋卿范文子的作用，但促使范文子这样做的，正是季文子的廉洁。作为在鲁国掌权数十年的重臣，季文子去世的时候，竟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史记·鲁世家》）堂堂三朝元老不但没有什么积蓄，甚至家臣连丧葬用品都准备不齐，这确实让人感叹不已。正因为此，司马迁借用“君子”的话称他既“忠”又“廉”，“忠”说的是他对鲁国政治与外交的贡献，“廉”则是对他生活作风的褒扬。
　　季文子以鲁国执政的身份而大兴节俭之道，为鲁国政治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并在客观上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但季文子的“廉”在当时也曾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批评。如鲁卿孟献子之子仲孙它就认为季文子的“廉”是吝啬，不符合作为一国执政的身份，也影响了鲁国的形象。对此，季文子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者乎！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国语·鲁语上》）不久，季文子把此事告诉了孟献子，献子把儿子关了七天禁闭以示惩戒。后来，仲孙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效法季文子，积极改过，并做到了“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饩不过稂莠”。（《国语·鲁语上》）季文子听说后，举荐其担任上大夫之职。季文子的廉洁和节俭正是他忧国忧民之情的外在体现，并因此具有了熏陶和教育后辈的道德力量。
　　虽然后世也有人认为季文子的节俭只是“饰诈沽名之事”（陈士元《论语类考·卷八》），但总起来看，季文子此举绝不是现在流行的“做秀”，这从后世称颂者众多即可见一斑。如宋人费枢曾赞叹道：“季文子可谓无忝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乃念及国人之父兄食麤而衣恶，盖廉者，政之本；俭者，廉之本。文子之为政，其知本欤？”（《廉吏传》卷上）由此可见，节俭不仅仅只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而是蕴涵着政治生活中的大道理。正如季文子自己说的那样，爱民是其节俭的出发点，而惟有如此，才是达到国家治理的正确途径。而就其后来又不拘一格提拔认识到自己错误并改正的仲孙它这一点来看，季文子也可以称得上是有器量的政治家了。
　　汉代以后，季文子被很多官员奉为楷模。如东汉的虞延去官返乡后，当地太守富宗请他作幕僚。富宗是一个喜欢奢靡生活的人，他乘坐的车马、使用的器物都超出了地方官员的标准。虞延为此多次劝他要注意节俭，还举例说：“昔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以约失之者鲜矣。”但富宗却不以为然，结果不久便被朝廷论罪处死，史载其临死的时候“揽涕而叹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后汉书·虞延传》）富宗不能效法晏婴、季文子，招致了灭顶之灾，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与此相反，那些能够洁身自好、廉正为民者则往往能得到良好的舆论评价，时人也经常以季文子等廉吏比之。如唐朝人李元纮，“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所得封物，皆散之亲族。”当时的名相宋璟对其非常赞赏，经常在别人说他“贵为国相，家无储积。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旧唐书·李元纮列传》）这无疑也是对季文子政治与生活作风的肯定。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身处政治斗争旋涡之中的季文子为什么能够做到清廉节俭？关键在于他能够“三思而后行”。对于这一点，孔子曾评论说：“再，斯（或作再思）可矣。”（《论语·公冶长》）这句意思有点含糊的话成了后人对季文子或褒或贬的重要依据。比如朱熹就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是为自己的私利考虑，此后也有学者认为孔子是在批评季文子。但事实上，孔子对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是持积极而肯定的态度的。“三思”也好，“再思”也罢，都不能以今天的绝对数字为基准来理解，其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要符合当时的礼制与规则，这才是孔子此话所藏的深意。在这一点上，为《论语》作过注疏的郑玄、何晏、邢昺、刘宝楠等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在孔子设坛讲学的过程中，曾以孔文子、子产、臧文仲等享誉一时的人物说事，季文子也在其中。显然，孔子是要以这些人物的事迹来教导自己的学生，通过他们的努力建立像季文子等人那样的品行和功业，进而实现自己未竟的政治抱负。作为春秋时期的鲁国重臣，季文子注重个人修养，廉洁奉公，不仅在鲁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廉洁勤俭的廉吏楷模，受到后人不断的赞誉和尊崇。(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身处政治斗争旋涡之中的季文子为什么能够做到清廉节俭？关键在于他能够“三思而后行”。对于这一点，孔子曾评论说：“再，斯（或作再思）可矣。”（《论语·公冶长》）这句意思有点含糊的话成了后人对季文子或褒或贬的重要依据。比如朱熹就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是为自己的私利考虑，此后也有学者认为孔子是在批评季文子。但事实上，孔子对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是持积极而肯定的态度的。“三思”也好，“再思”也罢，都不能以今天的绝对数字为基准来理解，其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要符合当时的礼制与规则，这才是孔子此话所藏的深意。在这一点上，为《论语》作过注疏的郑玄、何晏、邢昺、刘宝楠等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在孔子设坛讲学的过程中，曾以孔文子、子产、臧文仲等享誉一时的人物说事，季文子也在其中。显然，孔子是要以这些人物的事迹来教导自己的学生，通过他们的努力建立像季文子等人那样的品行和功业，进而实现自己未竟的政治抱负。作为春秋时期的鲁国重臣，季文子注重个人修养，廉洁奉公，不仅在鲁国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廉洁勤俭的廉吏楷模，受到后人不断的赞誉和尊崇。(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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