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任长芦盐运使

盐运使这个清代的从三品文官（由知府升任，升各省按察使）、民国年间的简任文官（司局级），之所以位高权重，备受瞩目，是因为盐政历来被高度重视。长芦盐运使曾仰丰甚至说：“一举箸间，实为财政命脉所系，国家存亡所关。”

清康熙十六年（1677），掌管长芦盐区盐务的长芦都转盐运使司从沧州移驻天津，直到1937年6月9日，与长芦盐务稽核分所合并，改组为长芦盐务管理局。长芦运司衙门设在天津长达260年之久，历任（包括署任、再任）长芦盐运使竟有130人之多。

1992年版《长芦盐志》、1996年版《河北省志?盐业志》、2001年版《近代长芦盐务》中，均将戈定远（1935年任）列为最后一任长芦盐运使，并将李翰华列为第一任长芦盐务管理局长（1937年任）。实际上，李翰华也是最后一任长芦盐运使。

李翰华何许人也？其于1929年至1930年任陕西潼关监督，后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需处长、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军需处长。据考，时任财政部印刷局（北京印钞厂前身）局长为李桐文，而李桐文也被记载为二十九军军需官。据此判断，李桐文与李翰华为同一人。李翰华来津就职盐运使后，还代理过天津市财政局长，1937年7月7日又奉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出任天津市财政局长至天津沦陷。

《汉奸现形记》(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载，七七事变后，“日人与汉奸等在津谋夺我正当机关之财产”，长芦盐务管理局“现款百余万元，悉被劫去”。范长江主编《沦亡的平津》(生活书店1938年版)载，“据说盐税也曾由税务司办妥，不致被敌接收，所以很多人对于长芦局长李翰华之拱手将现款百余万元相让，表示怀疑。”李翰华因何“举止失当”？个中缘由待考。

李翰华任内，曾承办芦盐首次出口日本。1936年9月11日，李翰华兼任芦盐出口专署总办时称，“芦盐出口输日，首批七万吨，业与日商订妥合同，并由运署直电财部，请饬海关放行，日内得复后，即可出口。日后出口专署事务，仍由会办吴树荣负责处理一切。”

当时，日商私运芦盐、辽盐猖獗，堪称巨量，严重威胁盐税。而芦盐则呈滞销局面，滩户生计维艰，苦不堪言。“汉沽滩户历年存盐已达百万吨，因苦于滞销，致滩灶户生计已感万分窘困，亟盼主管当局予以切实救济。”虽然1936年6月冀察政委会整顿津市财政(1936年8月6日)“特令拨款十万元作为急赈，分别救济”，但仍属杯水车薪。

据驻津日领馆与芦盐出口专署所订契约，“组设芦丰商店，与日方承办商三菱公司直接办理购买。盐价每吨为一元四角，外纳国税一元。当时汉沽滩户，以存盐过多，不得已，乃忍痛出售”，“因价值过廉，一般滩户，大都蚀本。”截至1936年11月30日，共从大沽出口输日芦盐10批次之多。这笔买卖，中方很不划算，不仅在经济上吃亏，而且正值日本觊觎华北、步步紧逼之际，冀察当局难免遭公众诟病，在政治上也输分。

果然，尝到了甜头的日方得寸进尺。“日方以购买芦盐应用结果，极为经济适宜，故决拟续购。”三菱支店长田中淳一竟然提前放话称，明年继续批购，每年运盐120万吨。原来，日本千方百计从中国以极低价购盐后，制成苏打，再以每桶20元运销中国牟取暴利。

社会压力面前，长芦盐运使署力图“维护滩户血本”，“对价格增高一节，决坚持办理”，但在交涉中未占上风，只得以征询“汉沽滩户是否再忍痛出售”为由加以拒绝。但日商偷运私盐不止。1936年底，长芦税警相继在三义庄广发胡同、南乡万兴庄截获大批私盐，经查，幕后为“天津日租界秋山街顺天公司”。报章揭载这一卑劣行径后，颇令人气愤。

1937年4月20日，经营长芦区津武口岸盐务的和丰公司，呈请长芦盐务稽核分所核准，并“约请稽核所及警察局派员监视”，将陆续破获并存储于东门外该公司内的“硝盐约计十万斤”倾弃于东浮桥迤北的海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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