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与自己斗争
    年轻的蒋介石曾长期混迹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不仅加入青帮，拜投黄金荣门下；还常常出入妓馆，一度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但过了而立之年后，蒋介石开始了艰难地蜕变，如果不经历一场震动灵魂的反思与裂变，这个长期沉迷于欲望释放快感的浮浪子如何能有后来的变化呢？年轻的蒋介石除了要与旧时代战斗外，还要时刻与自己斗争。也许这种自我救赎对他一生的影响更大，毕竟蒋介石后来的成就与他自身的性情与修养关系更加密切。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此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他从21岁起就出入上海的花街柳巷，欠下不少风流债，甚至染上淋病。在1919年10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卖笑妓女之圈术。”看来，当时不仅北京政府在费尽心力地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青楼情人也在苦苦寻找他这个“负心汉”。
    蒋介石虽好色，但又努力戒色，为了控制自己的情欲，他甚至逃到日本。1920年，他就在日记中毫不隐晦地记录下自己“邪心勃发”或“途行顿起邪念”，语中多有自责，“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一两年后，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近40岁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帮外国人面前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与批判。
    “乖方”是说蒋介石急躁易怒。他喜欢骂人，而且骂得尖酸刻薄，骂宋子文“嚣张跋扈”，骂孔祥熙“无耻之尤”，骂宋美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骂孙科为“阿斗”、“总理的不肖子孙”。有时暴躁起来还动手打人，1908年，蒋介石与毛福梅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19年10月，蒋介石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挥拳相向，谁知竟不是车夫对手，反挨了一顿老拳。1920年，蒋介石到戴季陶家避难，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愤怒的他甚至想与戴季陶拼命。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事后也多加自责，也试图设法改正。他曾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下决心做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似乎收效不大。暴躁狠蛮，一直伴随着他，如影随形，成为终身“痼疾”。
    蒋介石长期生活在大上海，难免沾上奢侈、挥霍的毛病。1920年岁末，他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顿觉惊心，严厉自责：“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提出请求前，他内心斗争激烈，“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
    这种发自内心的反省成效十分显著。在与宋美龄结婚后，除了时常难以控制暴躁易怒的脾气外，蒋介石在修养方面与青年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从1936年起，他就与烟酒绝缘，平时不喝茶，也不饮咖啡，只喝白开水；早餐多半是一片木瓜、一盘炒蛋、一片烤面包，再加上一杯可可或一碗清汤。他不爱赌博，仅有的娱乐就是散步，每天三次，很有规律。花甲之年后，蒋介石平常多穿长袍马褂，戴室内便帽，也不佩军衔和徽章，像一个慈祥的老书生。
    其实，人的一生归根结底还不是和自己斗吗？虽极苦、极寂寞，却是真正让人受益无限，其乐无穷。
    “旧青年”的新思想
    那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年代。在修身养性、待人接物方面秉持旧派风格的蒋介石却透着新意，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1919年的某一天，蒋介石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很快被吸引住了。当时，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他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此后的六七年间，他常常手不释卷地阅读着这份杂志。此外，他对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也颇为喜欢。这一时刻，32岁的蒋介石与那些新派人物并无多大差别。
    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中心问题，青年蒋介石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过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原论》、《经济学》等书都是他关注的焦点。研究经济学怎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呢？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列宁成了蒋介石书案上的常客。他常看的书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并坚持做读书笔记，写出心得体会。1925年末，列宁也被他纳入视野，11月21日，蒋介石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
    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其中某些观点。1925年12月，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序中有“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之句，马列著作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他研究过俄国的革命史，读《俄国革命史》后，他觉得获益匪浅，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在他的统治术中，仍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不过，蒋介石明显对马列著作的理解不深刻，对时局的认识也处于混沌状态，对未来的选择更是犹豫。相对清晰的，或许是他对乡村士绅、资本家、军阀、政客——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的憎恶，而这同样是当时新派人物的共性。他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曾说：“吾国绅耆阶级不打破，平民终无享乐利之一日也。”他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所，虽属投机，却也目睹了资本家倾轧、垄断的黑幕，从而发出“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的感叹。对于军阀，蒋介石愤怒更甚，曾经杀气腾腾地发誓：“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他主张打破家族观念，即便对不怎么了解的工人也怀有一定的同情之心。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亲眼目睹了工人的辛劳，并为之感动。他说：“工人何罪，资本家与势力位者不俭约自持，厚酬若辈，必为神人所共怒。不必问近今世界之潮流如何，试问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否！”在1925年7月7日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的“革命六大计划”中，蒋介石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一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他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作用这期间似乎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同那时的“新青年”一样，蒋介石对民族危机有深深的忧虑，是个民族主义情结很深的人。他热情讴歌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五卅运动”后，他悲愤地在日记中写道：“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后，他逐日在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近百条，多为“英虏皆可杀”之类。
    但历史似乎很少能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发展。往“左”走的蒋介石很快开始了“右”转，他最终走向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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