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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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起清朝，总爱把它比喻成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说它长，没错，从皇太极1636年称帝到末代皇帝溥仪1912年退位，足足270多年的历史；说它臭呢，确实也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地签，土地一片连着一片地割让，白银一箱抢着一箱的赔，通商港口一处挤着一处地开放。中国历史上最阴暗最屈辱的一页，都写着清朝的身上了。
    今天，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对爱新觉罗氏劳动成果极大不公允的评断。毕竟清王朝国运不济是从乾隆后期开始的，而在此之前，却是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光是一个康熙帝就已经够份量了：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鳌拜，二十岁向吴三桂叫板，八年后平定三藩，三十岁收复台湾，两年后痛击沙俄，接着又亲征葛尔丹。何况他的身后，还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和一位文治武功样样精通的十全老人，还有“摊丁入亩”的锐意改革和统一新疆的丰功伟绩。在爷孙三人主政的134年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丁兴旺，政治清明，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盛世。
    对于人，一美可掩百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沈括是如何如何的伟大，对科学发展有着怎样怎样的贡献，但却几乎没有人留意过，当年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嫉妒的心理，用苏东坡赠给他的诗句，对苏东坡进行极端无耻的谩骂和诋毁。但对于历史，是非功过，样样分明，它看重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封建帝国，秦朝留下的是长城，它记载的不过是一千个孟姜女的哭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留下的，是疮痍满目的圆明园，是瑟瑟缩缩的避暑山庄，它们记载的，是中华民族四万万人民的怒火。
    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病了！其实，病入膏肓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其病原体一出生便潜伏在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进入骨髓，清朝只是不幸运地充当了临终前的病榻。对此，“中兴名臣”曾国藩在最后关头给它打了一支强心针，依然没有改变它灭亡的命运。因此，请不要再责备慈禧、李鸿章吧，对于那些处在癌症晚期的病人，我们确实不能要求什么了。
    陆幼青在癌细胞逐渐扩散的日子里，写下了《死亡日记》，而康熙光顾着为朱家修《明史》，却没有意识到今后将无人为他修《清史》，无法为二十五史写下一个完整的句号。
    或许，历史本身就充满了遗憾和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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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何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幌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市场。
    满汉一家亲，从顺治帝入关开始，闹了两三百年，可汉臣真正受重用还要等到1961年慈禧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时候。当然，这种重用是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八旗子弟早已腐败不堪，绿营官兵始终难成大器，只有地方团练式的湘军才具备与太平天国一战的资本。然而，当曾国荃率湘军吉字营攻破金陵之日，朝廷谕旨到了：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常承恩眷。
    其中意思，不言自明。曾国藩作为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最后一面旗帜，淮阴侯的下场，及自己现在的处境，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手握十二万骁勇善战的虎狼之师，仁义广施，威名远播，功高盖主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还要加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慈禧太后能不提防着你吗？
    那为什么曾国藩不揭起“驱除鞑虏”的大旗呢？
    因为，慈禧抓住了他的要害。作为一个儒家思想忠实信徒，平日在奏折中对皇帝忠心耿耿，在家书里对子弟循循善诱，一旦造反，自己过去的行为岂不是欺世盗名？当初卑如草芥，今日贵为甲侯，权绾两江，这一切都来自天恩，怎么能背叛它呢？慈禧深知儒家信徒的心态，稍稍动以春秋之义，便让一个大汉族的真男人，屈尊在自己胯下。
    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上，满汉两族之间没有隔阂。要说还有什么疙瘩，恐怕只是存在于统治阶级里，存在于乾清宫内。
    落后的民族总要被先进的文明所征服，故宫的游客们不会去注意乾清宫旁的小字。无论满人的铁骑是怎样地横扫千军锐不可当，依然要老老实实学习汉字，学习孔孟之道。暂且不说康熙大帝是怎样的一位国学大师，君不见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就是其手下大学士明珠的公子！
    于是，满汉两族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有了一处共同的依傍点，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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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清朝，就无法回避科举。
    这一始于隋唐的制度，让天底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做着同一个梦，也为中国造就了十万进士，其中不乏像范仲淹那样先忧后乐的人才。但到了明清时期，考试逐渐僵化，培养出来的尽是些没有主见、呆头呆脑的奴仆。没想到西欧人造访清王朝，竟无不惊叹世间有如此“完美”的文官选举制度，回国后便迫不及待地普及开来。浪漫的法国人更为之增添了客观题这一内容，使今天中国的考生要横眉冷对那些A、B、C、D。
    我想，那些洋鬼子一定没有亲身到科举现场去实地考察过，否则不会做出如此草率的判断。我们今天的高考，强调的是“不准带何物入场”，而清代的科举，强调的是“准带何物入场”：为防止在衣服里携带作弊资料，只准穿单张羊皮；辫子里头怕内有乾坤，解开来看看；最有辱斯文的是，连肛门都要检查。这时的西方，启蒙运动正蓬勃发展，要是那些宣扬自由平等的人们看到此情此景，还会认为这是“完美”的吗？
    无可否认，考试仍是至今选拔人才的最佳方案，但关键是要看考些什么。可能是审卷的学者们对着那些五花八门的答卷感到老眼昏花，于是决定实行八股取士。这倒有点像我们今天政治考试的问答题，格式早已确定，答题思路、内容范围也是早已在书本上的了，你就甭管这么多，照“填”就是了。无聊的八股文上耗费着青衫学子的光阴，也在榨干中国人的创造力。
    中国人向来把文化素质作为选拔官吏的准绳，表面上看是促进了全民族的文化底蕴，实际上却是对文化的无情践踏。试想一下，在考场求稳心态及紧张情绪的作用下，真的能检验出一个人的实际文化修养？从古至今有哪几篇佳作是来自于考场上的？联想到我们今日的语文考试作文，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在800字的框框里，真的能分出谁高谁低？
    在这一方面，香港的经验确实很值得借鉴。表弟在香港，回来省亲时看到我发表在杂志上一堆一堆的豆腐块及枕边的《古文观止》，便问我语文成绩一定很好吧。我坦言道，非常一般。细问之下，才知道香港的语文考试只是一道文言文，一道作文，仅此而已。
    脑子里马上萌生了一个念头——去香港考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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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国势日衰，文化繁荣，很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味道。
    在这之前，魏晋的动乱中有蔡文姬的悲愤和阮籍的风度，南宋的懦弱里有辛弃疾的长啸和李清照低吟。而在清朝的国恨家仇中，幸好有曹雪芹和王国维。
    曹雪芹的生平不用多介绍，一部旷世著作便让他永垂青史，蜚声国际。今天，世界各地都有红学会，能同享此待遇的恐怕只有莎士比亚了。曹雪芹将个人复杂感情注入笔端，不自觉中就成为了经典。《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蕴藏了中华文化两千年的沉淀。就比如林黛玉教香菱写诗的那一段，现在还常被用于古典诗歌初学者的入门读物。除此之外，其中的亮点，如《好了歌》、《葬花词》等等，不胜枚举。这不愧是一部集古今艺术成就之大成的作品，其影响力是曹雪芹怎样也想不到的。
    与莎士比亚一样，曹雪芹走的是悲情路线。他生活在一个奄奄一息的社会，只有用悲剧才能祭祀它，才能充当中国封建社会古典文化最后一阙挽歌。他的声音并不孤独，至少还有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
    了解王国维是从《人间词话》开始的。这位博学鸿儒在书中阐述了“悠然见南山”的无我之境，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等。可是，对封建文化越是有研究，生命就越痛苦。因为文人向来都是脆弱的，从屈原到海子，甚至是大文豪苏东坡，也有几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当清王朝不复存在，当曾经的信仰崩溃，生命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而死，享年51岁。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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