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红巾之乱之四一只眼的石人

    一三五一年初，贾鲁走马上任，黄河治水工程正式开始，工程的重点是在黄陵岗开凿白茅新河——自黄陵岗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以把黄河勒回故道。整个工程于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开始，七月间凿成河道，八月间决水入渠，九月间通行舟楫。《元史•河渠志三》中对此有一段评价：“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水利工程。然而，正是这项了不起的工程，奏响了元末天下大乱的序曲。
    在那个初夏的烦躁不安中，工地上忽然流传起一首奇怪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许多古怪的人物出现在工地上，到处交朋友，还给其他民工讲故事，故事的中心总是“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什么的。
    他们说，弥勒出家前曾是个爱子民的好国王，出家后是佛祖释迦牟尼座下的优等生，成绩好，守纪律。自从佛祖灭度后，世界就沦入黑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连带着地里庄稼的都减产，大家都过着倒霉的日子，辛苦得不得了。好在希望还是有的，据说释迦牟尼临死前曾留下话，再等个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佛就会出世接他的班——那时候天下就会大治，播一次种子可以有七次收成，还不用翻土拔草……总之，弥勒降生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外加土豆烧牛肉，穷苦老百姓所想要的一切统统都有了！
    “那敢情好啊！”被苦日子压得直不起腰来的闰土们，在故事中满怀憧憬，末了用袖口抹抹嘴角的哈喇子，打裤腰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半个硬邦邦的馍馍——这还是晚饭的时候趁监工不注意偷藏的。啃一口，抬头幽幽地看着璀璨的星空，对讲故事的人道：“要有块狗肉吃就好了……可那该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讲故事的人警惕地看看四周，故作神秘地把嘴凑近人家的耳朵：“大家都说弥勒佛出世了，兄弟你还不知道？”弥勒佛出世？闰土们都摇头；但朝廷不但拖欠工资，连工地上的口粮供应都不大够，这个闰土们都是知道的。
    在那些个四下里飘溢着野草芬芳的夜晚里，在小虫子们寂寞的低吟中，到处是窃窃私语：有人在讲弥勒，有人在说明王，还有人在捏造一只眼的石人的神奇古怪——总之，在用种种不大可能兑现的许诺，为即将到来的WZ民选拉票。
    这些夜晚里，天上的诸神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耳根子发烫，有些则不停地打喷嚏……个别有经验的神仙叹道：“他妈的，都别睡了，又有热闹看了！”
    在人世间，黄陵岗工地上，某日里忽然有人在一棵树附近刨到个硬硬的东西，好奇的人们把这个物件挖了出来，原来是个石人——还是个一只眼睛的石人，这家伙够古怪的！人们还在石人背后发现了一行文字，经识字儿的先生判读，刻的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这个意思很浅显，已经完全不需要解释了。
    谶谚与事实突如其来的吻合，让平日里那些广为流行的传说立刻成了河工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河工们的轮换与逃跑，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大河上下，人心思乱，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愤懑即将迸发出来。
    这是元末版的“狐语丹书”，看起来仿佛冥冥中的天意——然而我们今天却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韩山童使出的手段罢了。那个作为道具的石人，因为不甚值钱，所以下落不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后人们会在黄陵岗下的黄河故道里再次把它发掘出来，用更为凝重的目光与它对视。
    韩山童见煽动成功，大喜，遂于当年五月初与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聚集在颍上白鹿庄，召集教众三千余人斩乌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事。刘福通向众人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正当辅佐旧主恢复天下。于是众人推举韩山童为“明王”，准备克日起兵。他们以宋室为号召，固然只是宣传的手段，但这也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故国的眷念。
    韩山童等人正在会盟立誓呢，教众里却有人胆子小，为表明自己没有参加叛变，居然很不讲义气地跑去告官。一队元兵前来镇压，刘福通等人侥幸逃脱，韩山童却被逮住了，立刻被斩首示众。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也逃到今江苏徐州附近的武安山中。
    五月三日，逃脱的刘福通被迫提前起兵，战士皆头裹红巾，烧香拜佛，故被称为“红巾军”，又称为“香军”。刘福通的部队起得突然，元朝毫无准备，被他们乘虚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城市。
    刘福通宣称南宋丞相陈宜中逃亡日本求援，假韩山童之名发诏书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并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要“蹑大宋之遐踪，雪崖山之沉恨”，这些个口号吸引了许多老百姓，把这些愤懑已久的人们召集到自己的旗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和今天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在刘福通们的眼中，当时的日本是天然的盟友，是友好的藩属国，而蒙古则是宿世仇敌——所以并不以“取精兵于日本”为耻。事实上，在宋亡时便有许多遗民逃亡日本，给那个文化贫瘠的东瀛海岛带去了知识、技术和思想，还带去了对非正统中国的仇恨——这些崇拜、自卑与仇恨不断地积累，衍化，再加上明清易代时的再一次放大，终于形成了如今的日本人对中国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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