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是陌生人社会的通行证

    
    2011年l2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4509人中，40.6%的人不熟悉自己的邻居，其中12.7%的人“根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调查中，34.8%的人表示跟邻居“没有相处活动”，80.9%的人感觉与10年前相比，当下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了。
    1908年，60岁的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提出了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概念：“陌生人”，即离我们不太远也不太近，在物理空间上接近，在社会空间上疏远。邻居，就成了我们最近、最熟悉的陌生人。譬如我和我的邻居们，相邻而居，却经年不识，大家都是×，更是猫眼里的陌生人。
    小区生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邻里守望是乡土中国的情结。那是费孝通笔下典型的“熟人社会”，“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死于斯”，家里炒菜没盐了问邻居要，吃饭时捧个饭碗去串门，小偷还没进门，小脚侦察队就盯上了。怀旧的人在情感上对“熟人社会”依依不舍，却身不由己地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是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的社会发展付出的必要成本。
    对于陌生人社会，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有过一段经典阐述：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时，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实质是一种进步。依赖契约而生存，依赖信任而生活，完善的法制与公共服务不可或缺，而这些，也是构建陌生人社会的核心要素。个体均以陌生人的身份维护自身利益，均等的公共服务照顾到每一个陌生个体。而过去熟人社会里的“咱俩谁跟谁啊？”“这不是见外了么？”——人情法则使得制度的透明度很低，人们难以形成普遍的社会责任观念。
    “不管你是谁，我总仰仗着陌生人的仁慈。”这句话在美国红了30年。然而，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国人，骤然被置于此，有着强烈的心理焦灼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一方面跟网上的陌生人说心里话，而和最亲近的同事保持距离。因而，“当国外盛谈中国要不要拯救欧洲之时，中国的老人倒了却没人扶，有人在家挖地窖关性奴时，单位领导、片警、邻居却没人知道……”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纠结。
    陌生人社会没有真正到来，信任空白成为社会转型的阵痛，并且还在持续，大多数民众还缺乏现代意识、公共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制度出现问题，没有支撑人心的足够“底气”——一套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协调人际伦理关系，以及对社会个体生命、财产、权利等的切实制度保障。在这种保障之下，不懂事的小悦悦在马路上玩耍，路人会及时把她抱到安全地带；有人摔倒了，会有人马上扶起，不担心被反咬一口，护工每天定时照料独居老人，不至于发生老人死在家中浑身爬满蛆虫的惨剧。
    一个质朴的社会道德标准下，熟人和陌生人并没什么差别；一个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下，人情和契约并不互相违背。人们拥持人情和道德，敬畏秩序和法律，每个人都是井然有序的“社会齿轮”，自然正常地运转。接纳陌生人，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社会信任体系的重建将从对陌生人释放的善意上开始萌发。风靡世界的“抱抱团”运动，虽然有些造作，但已显露了这种征兆——对“陌生人”的接纳，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