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纪念方志敏和瞿秋白的两篇雄文（收藏）

[学习小组按]

著名作家梁衡，有篇《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文中多处细节，十分感人。推荐阅读。另，文末附一篇梁衡写瞿秋白的文章，《觅渡，觅渡，渡何处》。

方志敏最后的七个月

(红色家园)

梁 衡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21日 24 版)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苏区未能长征或虽已踏上征途，却未能走到陕北的先烈。这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和方志敏。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也是他们牺牲八十一周年。长征的队伍一走，他们即死于敌人的屠刀下。

在八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有缘采访了方志敏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江西的上饶、弋阳、横峰，又重读了《方志敏全集》，特别是他狱中的文稿。感触最深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怎样对待生与死。

方志敏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领袖。他独自创立了一支红军，一块跨4省边区近五十个县、一百万人口的赣东北根据地。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并授予他红旗勋章一枚。根据地内经济繁荣，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还发行了股票。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厄运降临。中央红军西去前，他被命率孤军北上，全军覆亡已成定势。

兵败后，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1935年1月15日，他已与参谋长粟裕带八百人冲出重围。但他说，作为领导人，我不能丢下后面的部队，便又返身回去。后队被打散后他又有一次生机，“本来我是可以到白区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一部分部队回到赣东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又刻不容缓地要执行，所以决心冒险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这样，他终于被捕。他知必死，为免与敌啰嗦，遂索一纸，写下：“革命必能取得最后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便再不多言。敌押他到上饶、南昌等地示众，他戴镣铐，昂首立于台上，凛然不可撼。当时一美国记者报道：“(在场的人)个个沉默不语，连蒋介石总部的军官也如此。这种沉默表示了对昂首挺立于高台之上的毫无畏惧神色之人的尊敬和同情。”

方志敏自1月29日被捕，到8月6日就义，在狱中共七个月。开始，他只求速死。但敌想以高官厚禄诱降他，就将他移至优待牢房。于是他便改变主意，尽量拖延时间，做两件事。一是争取越狱;二是以笔代枪，写文章。越狱需要外应，可是他接不上关系，眼见，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战友被拉出去枪毙，他由孤军更又变成了孤身。他只好一人背水作战，去做狱吏和高级囚犯中国民党人的工作，居然小有成功。虽不能越狱，但这些人帮他传送出了珍贵的手稿。他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十二篇文章、著述，共十三万六千字。我们可以算一下，他1月底被捕，先是被来回转移示众，3月中旬才相对安定下来，到8月6日就义，大约一百三十天。这期间仍要不断应付敌人的提审，要做团结动员难友的工作，做争取狱吏的工作。他无任何资料，又要防敌突然搜查(有几篇化为小说，他化名祥松)。他戴着脚镣手铐，又有十多年的痔疮，流血化脓，不能平坐。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这是何等的意志力。

这些手稿到他死后五年才辗转送到党在重庆的机关。叶剑英含泪读罢即赋诗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文山是文天祥的号，叶帅将方比之文天祥，实不为过。

现在我们重读他的狱中文稿，提到最多的是“死”，随时准备死，怎样死，死前再抓紧为革命做点什么。当然，和死相对应的还有“生”。为谁而活，怎样活。这是抢分夺秒，在敌人的屠刀下书写的一部生死书，一篇人生解读录。

读狱中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坦然面对死亡。同室中还有独臂将军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吃饭、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他们准备好了临刑前呼的口号，每天牢门一响，就准备敌人上来打开脚镣，拉去枪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敌之残忍，居然懒得打开脚镣，推出枪毙后连镣同埋。多年后，人们就是凭着脚镣上的号记，才确认了烈士的身份。

读狱中稿，我们明白了他在死亡面前，为什么这样从容。原来他是在为民族赎难，明知是死，也要飞蛾扑火，以身殉国。文稿中有一大部分是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揭示民族的苦难。“佃户向地主租田，一般都四六分，地主坐得六成。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佃户生活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每到年关，被逼租逼债，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不断发生。”他以自己出生的村子为例：“共有八十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七十余户。比较富的只有两户。”他家是一个中农，还要租种地主的地才能维持生活。男孩子只能勉强读个私塾。他少年时印象最深的是父母为他读书举债的愁容。“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所以农民造反是必然的，到年关时，常主动催促地下党举行暴动。读着这些文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林觉民在《与妻书》里说的“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国难当头，何惧一死。

读狱中稿，我们还看到，黑暗的监狱不但没能夺走他的志向，反而成了他冷静思考问题的地方。“这次因为我们政治领导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无能(客观的困难是有的，但都可以克服的)致红十军遭受怀玉山的失败，我亦之被俘，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五个来月了。何时枪毙，明天或者后天，上午或者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他在临死前两个月写成了一万五千字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为党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读狱中稿最让人落泪的地方，是他自知生之无望，但对事业仍不改初心。他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自叹再也不能为党工作，沉痛自责。“(最后一战)没有下决心硬冲过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死命。”“我们虽在狱中，总是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在《可爱的中国》一书的结尾，他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的身后事，充满了浪漫、憧憬，而无一丝的悲哀：“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yì，埋)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忱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我们看四十万字的《方志敏全集》，诗、文、小说、剧本、公文、信札，文采飞扬。我们看到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才有貌的精英。他们既不缺智商，也不缺情商，任选一行，都能有大成。只是为了革命，为了民族解放他们甘愿献身。他十六岁时就发豪言：“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他愤于上海租界公园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创立根据地就为农民修了一个公园。内有游泳池，每年还举办运动会。在公园内他亲植一株梭柁树(传说，这就是月亮里吴刚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现已有两抱之粗。树旁有一六角亭。闲时，方就在亭子里看书。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常有妇女暗恋之，无以表达，就偷偷往其身后放一双亲手做的布鞋。据说，看一上午书走后，工作人员能收好几双鞋。这事我有点半信半疑，但县里的人说确有其事，他们还能讲出许多类似的故事。

那天擦黑时，我们去看苏区政府旧址，一老人听说是采访方志敏事迹，主动上来搭话，又返身回家捧了几个红薯一定要塞到我们怀里。我们婉言谢绝，直到走出七八步后，他在后面说了一句：“我们家有三个烈士。”我们都为之一怔，顿脚回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心事浩茫，繁星在天，这大山深处不知藏着多少红色故事。陪同的人说，现在还有一位活着的在方身边工作过的老人。

已经晚上十点了，我们摸黑找到枫林村的一座小寺庙，沉沉的夜色中，空寂苍凉。九十七岁的周桂兰，已出家五十年，平时有一个弟子陪伴，今天弟子外出，就她一人独守孤庙。我们就在佛殿前的台阶上摆了几个小凳，听她谈八十年前的往事。她印象最深的是方的和蔼可亲，发动妇女剪发、放开裹脚、扫盲识字。我说：“你现在怎么还记得这些事?”她说：“好人啊!我现在还供着他的灵位呢，每天还给他念经上香。”这一句话把我们一行人都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抬头扫一眼堂上的佛祖和沉沉的夜色，大家都不说话，空气凝固了几秒钟。座中有女士轻轻地问：“在哪里?能看一下吗?”“在三楼上。”于是我们扶着这个近百岁的老人，打着手电，颤颤巍巍地爬上三层楼。这是一个专给人做佛事超度亡灵的小佛堂，墙上供着超度人的名单。在三排名单之上单用稍大一点的字写着一个名字：方志敏。她每天念经超度，已五十年。她说：“好人啊，死得太惨!我一闭眼，就见他戴着脚镣，浑身是血的样子。”她，一直在为他招魂。八十年了，也许在喧闹的都市里，在匆忙的官场上，人们早已淡忘了一个叫方志敏的人。但是在赣东北的青山绿水间，在老区人民的心里，甚至在这座乡间古寺里，还有人没有忘记他。

方志敏确实是大志未展，大业未成，死不瞑目。他死时才只有三十六岁。他的英魂还一直在身后留下的文稿中游走。

读方志敏的文稿，让人联想起许多狱中文章。这是在特殊年代、特定背景下的作品。是时代、人格、事业、生命相撞击的火花。中国史上最有名的狱中文章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共产党领袖中，有瞿秋白狱中《多余的话》，胸怀坦荡，明月清风;有张闻天“文革”羁押于肇庆期间的《肇庆文稿》，明经析理，忧国忧民;有彭德怀在“文革”关押中，形成的《我的自述》，堂堂正正，掷地有声(张、彭都是经过长征的)。这些文字，不但内容高洁，就是成稿过程之艰难曲折，也足够为一部传奇。其时他们都是以命相押，以死相抵，只愿留下事实，留下思想，“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这意义远超于我们纪念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因为一个人总会死去，一些事总会过去。就是当年对立的国共两党，也已经几分几合。而现在我们读史，看到的只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只有人格和精神不死。

人类永在进行寻找文明的新长征，这些文稿是征途上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附一篇梁衡写瞿秋白的文章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〇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WZ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WZ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WZ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来源：人民日报 学习小组（xuexixiao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