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权力斗争

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儒学如今是显学，从学界到民间，从儒学论争到读经运动，似乎都彰显了新世纪儒学的“复兴”。不管是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还是批评儒学只是一缕“游魂”，儒学总而言之都进入了新世纪人们的视野。接下来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儒学? 概言之，我以为，儒学其实只是一种权力，或曰权力的实现。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儒学成为独尊的历史境域来说话。

众所周知，儒学独尊发生在西汉武帝之时。武帝为什么要独尊儒学?他又是怎么来尊儒的?这个问题本来是个大问题，然而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三件事。这三件事发生在三个很有意思的人身上。

第一件是秦始皇的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坑儒的记载背景是这样的:秦始皇听信方士关于长生不老之说，打发方士到处寻找长生之方，殊不知，世间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方?方士得了银子，却不敢回见始皇，于是只好逃亡。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御史是刑狱之官，诸生即儒生。御史把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把他们活埋了。活埋以后，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诫。

《史记·儒林列传》之张守节“正义”作了补充说明: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传以为秦阬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大意是，秦始皇焚书以后，为镇服天下而对儒生进行了屠杀，其具体办法是先以官职引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从这段记载中的坑儒过程来看，这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

这两段记载因坑杀的人数不同和原因动机不同，而引起后世广泛的争论。有的说，秦始皇坑儒怎么说人数也只有几百人，与当时活埋赵军几十万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有的说，秦始皇很可能坑儒两次;还有的说，这两次实际上是一次。从《秦始皇本纪》看，所记载的坑杀过程很简单，只四个字——“坑之咸阳”，而《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则是坑杀的具体过程，因此，有可能两书所记的实际同为一事，后书是对前书所坑杀事件的具体记述(尽管某些细节未必准确)。

还有的说，秦始皇“焚书”有之，，“坑儒”则无，所谓“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当时秦始皇主要针对方术之士大开杀戒，儒生被坑杀者虽有，但为数不多。从历史上看，儒家在秦朝的地位比以往大有提高，秦始皇的“坑方士”行动，对秦代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未造成大的影响。如清代梁玉绳说:“余常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史记志疑》)宋代郑樵说:“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清代梁玉绳也说:“《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史记志疑》)

有的甚至提出，西汉始元六年(前81)，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这一说法，这时距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也说过“坑杀儒士”的话。也就是说，坑儒是后世儒家强加给秦始皇的罪名。

既然这么多人对“坑儒事业”提出了质疑，我们就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秦始皇到底杀的是些什么人。考古发现的秦云纹瓦当告诉我们被秦始皇所坑埋的是术士，是一群宣传炼丹吃药，上山下海求仙，用长生不死之说欺骗、蛊惑人心的骗子，在当时以这种“方术”成名的人有羡门高、正伯侨、徐福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卢生、侯生、韩众等等。他们欺骗秦始皇，说能给秦始皇弄来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给了他们好多钱，他们弄不来长生不死之药，而且还在下头议论秦始皇，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说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说秦始皇每晚批阅文件，批阅不完多少斤竹简、木牍就不睡觉;说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仙呢?说完后他们便卷铺盖逃跑了。他们所批评的秦始皇的一些毛病，不能说不对，但他们是由于没有办法向秦始皇交差，没有办法掩盖他们的骗术不灵而发这种牢骚的。所以秦始皇大为震怒，便把留在咸阳的一些类似的人捉起来加以拷问。这些人相互牵引，越扯越多。秦始皇从中圈定了四百六十个，把他们活埋在咸阳城外的山区。当时的坑儒谷在今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之洪庆村。

显然，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坑儒事业是由方术之士引起的。许多人据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不是坑儒，但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儒者，术士之称也”。儒是术士的别称。术士本来就是儒，儒也就是术士，秦始皇坑杀的就是儒。那么，方术之士为什么被称为儒生(诸生)呢?

儒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它是从事某种与文化和习俗有关、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术士。东汉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也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扬雄认为:“通天地人曰儒。”胡适考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见，儒之名称的内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孔子以前，儒是作为一个懂礼重乐的知识阶层而出现的;孔子以后，儒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而出现的。后者是从前者即巫术方士中分离出来的。

战国时期，“儒”字可以称孔子、孟子那个学派的人;同时也可以泛称学者、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就有人称他是“小儒”。孔子也强调要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认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认为有徒具形式而丧失儒家精神的“贱儒”。东汉末年应劭仍然将儒者划分为“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不一定表明儒家这个“学派”内部分化为八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这么严重，无非是人们根据他们的师承和境界而区分他们的差异而已，就如俗儒、雅儒这样的区分一样。因为根据孔门后学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之间有的区别并不明显，有的则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个替孔子驾车的樊迟。

因之，后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间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时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坑杀那些俗儒，只不过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种权力。

第二件事是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史载汉高祖刘邦之轻贱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食其以“状貌类大儒”不见，复报以高阳酒徒则见之。

刘邦为什么不喜儒?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后人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片面的。项羽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作为贵族出身的他，刚开始也是要让他读书的，只是他更喜欢学武，这并不能说项羽就是个文盲;刘邦也一样，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他读了什么书，但《史记·高祖本纪》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说他成年后是经过考试做了亭长的。依秦制，以吏为师。刘邦无疑更不是文盲(否则何以能写出《大风歌》?)。

刘邦显然不是方术之士，他和儒生的区别之一也体现在帽子上。史载刘邦喜欢一种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应劭说:“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

其实，刘邦并非不喜欢读书人，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都是读了点书的人，虽然他们读的不是后来被儒家专有的“六经”。刘邦还懂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就是说刘邦曾培养过一个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

刘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正在洗脚，郦摆儒生架子，被刘邦脱口骂做“竖儒”，但见郦生有识见，便立即拜其为广野君。另一个例子是叔孙通。“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可见，刘邦并非对儒者有成见，他不喜欢儒生繁饰重文，而喜欢他们“短衣便事”。人言叔孙通是儒者败类，好迎上意，其实不然。叔孙通原在秦始皇时做博士，见始皇无道，设计出逃，投刘邦，是识时务之举;他对儒者的弊端与作用认识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为刘邦设计朝仪，到家乡鲁国搬请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为由，不肯相从。被叔孙通一顿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建议刘邦正礼乐，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段话里看得出叔孙通深得孔子的礼乐真谛。等到刘邦见识了他设计的朝仪，由衷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由此获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第三件事是窦太后使儒生刺野猪。这件事载于《史记·儒林列传》，事出有因。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

原来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有一天召大儒辕固，也就是那个传“齐诗”的辕固。好黄老的去“请教”一个好儒的，这显然是问道于盲。此时的儒地位很微妙，民间对这个儒好感倍增，而朝廷里也出现了不少学儒出身的博士，辕固就是景帝时的博士，但关键是景帝说了不算，得窦太后说了算，而这个太后牢牢地把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颇不识时务的儒生辕固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这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就是说老子的书只有像太后您这样的妇道人家才喜欢啊!女人们都讨厌男人说她“头发长见识短”，窦太后听了哪有不生气的道理?于是就派他一个差使，要他去跟野猪搏斗。要不是景帝援手相救，辕固自己恐怕倒会栽在妇道人家手里了(事实上，辕固对老子的态度，就与孔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大相违背)。

从上述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儒的地位的尴尬。在后世儒家的眼里，这三件事被无限放大，被视为儒学命运的重大关节，是汉武帝独尊儒家的历史背景。

其实，上述三件事只不过是儒生与权力碰撞的际会。从学理上根本看不出儒学的奥妙。这在后世好大言的儒生看来，显然不足以巩固儒家好不容易取得的地位和权力。于是，他们只好在独尊儒术上大做文章。

儒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它是从事某种与文化和习俗有关、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术士。东汉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也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扬雄认为:“通天地人曰儒。”胡适考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见，儒之名称的内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孔子以前，儒是作为一个懂礼重乐的知识阶层而出现的;孔子以后，儒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而出现的。后者是从前者即巫术方士中分离出来的。

战国时期，“儒”字可以称孔子、孟子那个学派的人;同时也可以泛称学者、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就有人称他是“小儒”。孔子也强调要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认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认为有徒具形式而丧失儒家精神的“贱儒”。东汉末年应劭仍然将儒者划分为“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不一定表明儒家这个“学派”内部分化为八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这么严重，无非是人们根据他们的师承和境界而区分他们的差异而已，就如俗儒、雅儒这样的区分一样。因为根据孔门后学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之间有的区别并不明显，有的则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个替孔子驾车的樊迟。

因之，后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间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时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坑杀那些俗儒，只不过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种权力。

第二件事是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史载汉高祖刘邦之轻贱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食其以“状貌类大儒”不见，复报以高阳酒徒则见之。

刘邦为什么不喜儒?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后人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片面的。项羽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作为贵族出身的他，刚开始也是要让他读书的，只是他更喜欢学武，这并不能说项羽就是个文盲;刘邦也一样，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他读了什么书，但《史记·高祖本纪》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说他成年后是经过考试做了亭长的。依秦制，以吏为师。刘邦无疑更不是文盲(否则何以能写出《大风歌》?)。

刘邦显然不是方术之士，他和儒生的区别之一也体现在帽子上。史载刘邦喜欢一种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应劭说:“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

其实，刘邦并非不喜欢读书人，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都是读了点书的人，虽然他们读的不是后来被儒家专有的“六经”。刘邦还懂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就是说刘邦曾培养过一个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

刘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正在洗脚，郦摆儒生架子，被刘邦脱口骂做“竖儒”，但见郦生有识见，便立即拜其为广野君。另一个例子是叔孙通。“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可见，刘邦并非对儒者有成见，他不喜欢儒生繁饰重文，而喜欢他们“短衣便事”。人言叔孙通是儒者败类，好迎上意，其实不然。叔孙通原在秦始皇时做博士，见始皇无道，设计出逃，投刘邦，是识时务之举;他对儒者的弊端与作用认识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为刘邦设计朝仪，到家乡鲁国搬请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为由，不肯相从。被叔孙通一顿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建议刘邦正礼乐，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段话里看得出叔孙通深得孔子的礼乐真谛。等到刘邦见识了他设计的朝仪，由衷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由此获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第三件事是窦太后使儒生刺野猪。这件事载于《史记·儒林列传》，事出有因。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

原来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有一天召大儒辕固，也就是那个传“齐诗”的辕固。好黄老的去“请教”一个好儒的，这显然是问道于盲。此时的儒地位很微妙，民间对这个儒好感倍增，而朝廷里也出现了不少学儒出身的博士，辕固就是景帝时的博士，但关键是景帝说了不算，得窦太后说了算，而这个太后牢牢地把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颇不识时务的儒生辕固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这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就是说老子的书只有像太后您这样的妇道人家才喜欢啊!女人们都讨厌男人说她“头发长见识短”，窦太后听了哪有不生气的道理?于是就派他一个差使，要他去跟野猪搏斗。要不是景帝援手相救，辕固自己恐怕倒会栽在妇道人家手里了(事实上，辕固对老子的态度，就与孔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大相违背)。

从上述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儒的地位的尴尬。在后世儒家的眼里，这三件事被无限放大，被视为儒学命运的重大关节，是汉武帝独尊儒家的历史背景。

其实，上述三件事只不过是儒生与权力碰撞的际会。从学理上根本看不出儒学的奥妙。这在后世好大言的儒生看来，显然不足以巩固儒家好不容易取得的地位和权力。于是，他们只好在独尊儒术上大做文章。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