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因遭蛮族入侵而错过了“科技革命”？

　　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末期，被篡改历史的螨虫注入了太多的谬误，以至于犹如有一层迷雾将那段历史紧紧的遮掩起来，要拨开迷雾看到历史的真相，就必须从方方面面抽丝剥茧一般，慢慢由点到面的细致观察。本文试图从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探求明清鼎革的历史真相，而此篇也不是开篇，而是开篇的续篇，前面那一段简述明朝末年，明帝国海上军事和贸易地位的文章才是开篇。
　　《大明王朝曾经拥有过的海上荣耀之衰亡》
　　本文主要从明朝末期，明帝国在科技方面的历史背景作个简述。对西方科技的吸收与运用，到了明朝末年曾达到了一个高峰，明朝甚至临近了类似西方“科技革命”的门槛，而其冶炼、农业、铸造、机械制造能力也不弱，航海更有过辉煌，又没有类似罗马教廷的宗教机构干扰，更有科技代表人物拜相，其基础甚至比西方还要好。下面仅以描述晚明天文、数学、物理等科技为主线，再简述一下明朝末年中国科技大发展所面临的机遇。
　　天文和数学方面，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不得不说，不过在说之前先看看著书的这段时间里，明朝正面临什么样的危机：1629年，崇祯2年秋，皇太极避开了坚固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于10月26日突破喜峰口入塞……同年,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李自成参加张存孟的起义军，后义军逐渐壮大,李自成被义军称为闯将。瞧瞧明朝是在多么艰危的状况下费心的发展科技，大量吸收西方优秀的科技成果，值得敬佩的是这一举动对战局和国势根本没有立杆见影的转变，但这部著作却是一个明朝与西方科技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
　　《明史》载：‘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作为外行，崇祯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以上可以看出，明朝已有了全面引入西方天文成果的势头，而且形成了多部著作，并将之融合，最终形成了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不仅如此，以天文为主的西学传入中国以后，其他相关学科也相继与中国知识分子见面。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可以说，在明帝国时期，正统的中华文明下，知识分子是愿意接纳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并且社会也比较开明，这和满清文字狱以后的知识界不可同日而语，形成鲜明对比。即便是清朝末期的维新派，也大多搞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问。
　　另外，在此期间，明朝将中国科技成果也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著作。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值得让人回味的是，东西方几乎同时面临科技革命的门槛，而明朝当时的形式还比较明朗，因为在明朝还没有罗马教廷这种的宗教机构压制，加之中国当时的科技代表人物徐光启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是相当不错的发展环境。而明朝在时局艰危的时候，动用国家力量发展吸收并发展科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惜明朝已经是朝不保夕了，西方进入科技革命全盛时期，中国却遭受了满清的野蛮统治，文明被摧残，导致了科技、经济的大倒退。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徐光启当时确实具备了“中国的科技革命”的条件，但是终究没有成功，原因很直接，因为那已经是1634年了，明朝灭亡于1644年，这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灾人祸于一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之后满清入关，大兴文字狱，以上提到的桐城方氏也没有能幸免，虽然放弃了对科技的研究，可也没有逃过满清的文字狱。
　　“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席泽宗院士《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的结论总结了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人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综上所述，满清这种没有归化的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游牧蛮族，为了巩固其野蛮统治，不惜对比其先进的文明进行无情的摧残和高压，其愚昧、野蛮的本性暴露无遗，满清的罪恶统治，确实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罗嗦一下，我本是想从陆军的火器军械、战术运用，以及天灾人祸、机缘巧合、个人判断、历史渊源和经济结构去分析明朝灭亡的真实原因，可先写明朝海上的贸易和军事地位就写了一篇不算短的帖子，本来想再说说对西学的引进就开篇探讨火器军械，结果又拉扯到这里来了，实在是罪过，下次一定弄个好的开篇，直入正题，如有遗漏，还望各位指正补充，谢谢。
　　注：引用部分均转自羽陵所著《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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