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为何未能令中国称霸？

　　纽约时报特派员纪思道本年二月远渡重洋到东非肯尼亚，希望跟随明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足怺，从其光辉成就中理出头绪，以弄清楚为何他的远征不像哥伦布那样改写历史。本报昨日已摘译纪思道遇上郑和部下後裔的报道，今日继续刊载他对中国以至东方世界未能雄霸全球的分析。
　　过去几千年来，主宰这个世界的似乎应该是中国人或印度人，而不是白种人。澳洲和美洲大陆的移民也应该是中国人，不应轮到英国人。这种东西方势力颠倒的原因，使我感到困惑。
　　明朝中国世界最强十三年来，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亚洲，并试图找出原因。我一直认为历史的转捩点是十三世纪初期，亦即中国明朝的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从中国出发，以征服整个世界。从一四○五至一四三三年间，郑和七次率舰队出洋，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而一直到五百年後，即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舰队才差堪比拟。郑和的舰队拥有三百艘船只，二万八千名兵士，最大的一艘军舰长达四百。而哥伦布於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时，只有三艘船只和九十名船员，最大的船也只不过八十五长。除此之外，郑和舰队的航海设备又很先进，如船舵和防浪船舷等都是当时的前沿设计，而这些先进航海设备要三百五十年後才传入西方。这表示东方在古代一度远远超越西方。
　　事实上，除了罗马帝国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富裕和文明的泱泱大国，有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市，几千年来欧洲任何地方都难於匹敌。比方说，十二世纪的杭州就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而根据历史资料，早在公元七世纪广州就有二十万外国居民：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相较之下，十三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应数巴黎，人口也只不过十万多一点。郑和的舰队比哥伦布还早半个世纪抵达东非，并从阿拉伯商人处听闻欧洲。其实中国的船舰可轻易驶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直接与欧洲通商。
　　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那麽强盛，岂会把欧洲这些夷邦放在眼里？在郑和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即使一八二○年清朝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九，印度则占百分之十六。郑和七次下海出征之後，相对而言，亚洲采取较封闭的政策，因而失去主宰世界的良好机遇，却为欧洲和稍後的美国的兴起奠下基础。
　　朝廷斗争功绩遭淡化西方人通常将现今的经济优势归功於他们祖先的智慧民主制度或勤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十五世纪中国皇帝的短视和愚昧。郑和历次下海出征，直接造成大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国家。郑和的传奇事怺在东南亚广为流传，被奉若神明。然而在中国，其事怺反而极少。关键原因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精英阶层对郑和抱有猜疑，设法淡化其事怺。当年，郑和率领的舰队是这麽庞大，旗下「宝藏号」的船只，每艘长四百宽一百六十，设有九幅大帆，船身分设几层舱板，豪华的舱室和看台。舰队包括补给船巡逻船以及二十艘淡水运输船，总人员二万八千，其中有通晓阿拉伯语和各国语言的翻译家，还有观测气候和星象的天文学家医生修船技工收集各地奇珍异草的中医学家，甚至还有两艘船载着负责外交礼仪的官员。这麽大的历史事件，却鲜少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郑和确实制造了历史，但他没有改变历史，因为他的远征所造成的影响，完全取决於明朝是否有推行海洋发展的意愿。官方严禁私人造船今年二月我访问了郑和舰队到过的印度港口加里卡。这是举世闻名的香料交易港，但已於一九八九年关闭。该港从辉煌走向灭亡，正好象徵了亚洲失去主宰世界的大机遇。正当郑和的浩浩荡荡驶过印度洋，明朝正出现了一场儒家官吏与宦官之间的殊死斗争。看来这场斗争是官吏占了上风，从而把中国引向灾难性的道路。
　　明成祖永乐帝於一四二四年驾崩，朝廷政争连年，结果是官吏在政争中取得胜利。朝廷停止建造船舰，并限制私人造船业。为了防止回到旧政策，他们尽量销毁郑和的航海纪录，并在新帝的支持下，逐步解散海军。在一五○○年时，朝廷禁止民间建船，凡建造双桅船只者一律被处死，而到一五二五年，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在一场不明就的政争中断送了。这次重大的历史走向，把中国引向贫穷失败和衰弱的道路。不贪婪不能呼风唤雨？
　　不过，中国从此与呼风唤雨的世界影响力擦肩而过，可能不只是单一的宫廷权力斗争所致。针对亚洲最终经济不振工业落後，史学家指出许多原因；其中「两个半」最具说服力。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亚洲根本不够贪婪。旧中国社会是儒家思想当道，印度讲求社会等级分明。两国精英阶层轻视商贾。中国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商人位居末席。孔子又说，「父母在不远游」「唯小人重利」。相对地，欧洲则是贪魇不足。十五世纪葡萄牙为首，引进发现新机会时代，渴望将本求
　　利，船队乘风破浪到非洲东岸，绕过好望角到亚洲，主因他们想搜购珍贵商品香料。麦哲伦的水手们曾以成本一万倍的价钱，出售了二十六吨的整船丁香。第二个因素是，自满文化使然。凡事反求诸己死守旧的理念与方式尊重权威怀疑新观念，是中印文化特徵。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中国」，外国蛮人都不足取。印度加里卡的史学家史瑞哈兰说：「印度人不去葡萄牙，非不能是不愿也。」另外半个理由是，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欧洲则是许多国家形成。儒学官僚当权，禁止航运，他们的政策错误祸及全中国。
　　对比之下，欧洲某些国家若遂行经济自杀，也是个别的。当葡萄牙十六世纪类似中国人心态，杀犹太人烧异教徒，赶走天文学家与科学家时，荷兰及英国却不受影响，继续海上冒险。
　　，更明令拆毁所有远洋船只，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在一场不明就的政争中断送了。这次重大的历史走向，把中国引向贫穷失败和衰弱的道路。不贪婪不能呼风唤雨？
　　不过，中国从此与呼风唤雨的世界影响力擦肩而过，可能不只是单一的宫廷权力斗争所致。针对亚洲最终经济不振工业落後，史学家指出许多原因；其中「两个半」最具说服力。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亚洲根本不够贪婪。旧中国社会是儒家思想当道，印度讲求社会等级分明。两国精英阶层轻视商贾。中国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商人位居末席。孔子又说，「父母在不远游」「唯小人重利」。相对地，欧洲则是贪魇不足。十五世纪葡萄牙为首，引进发现新机会时代，渴望将本求利，船队乘风破浪到非洲东岸，绕过好望角到亚洲，主因他们想搜购珍贵商品香料。麦哲伦的水手们曾以成本一万倍的价钱，出售了二十六吨的整船丁香。第二个因素是，自满文化使然。凡事反求诸己死守旧的理念与方式尊重权威怀疑新观念，是中印文化特徵。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中国」，外国蛮人都不足取。印度加里卡的史学家史瑞哈兰说：「印度人不去葡萄牙，非不能是不愿也。」另外半个理由是，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欧洲则是许多国家形成。儒学官僚当权，禁止航运，他们的政策错误祸及全中国。
　　对比之下，欧洲某些国家若遂行经济自杀，也是个别的。当葡萄牙十六世纪类似中国人心态，杀犹太人烧异教徒，赶走天文学家与科学家时，荷兰及英国却不受影响，继续海上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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