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革塑造了唯利是图-毫无羞耻的社会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处以车裂酷刑，族人也被诛杀。此为明末刻本《新列国志》插图
　　商鞅的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免而无耻”
　　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
　　关于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 ，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据刘歆说，商鞅“一日临渭而论（编者注:处决）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无论是对政见不同者，还是对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处都有一种战而胜之的意识。他的刻薄少恩，正是与这种“战胜”意识，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
　　极端功利主义，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
　　商鞅为人为政的刻薄少恩，与他的极端功利主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读《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据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的是“顺天而成”。但是，这种理论太玄，跟秦孝公讲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王道是属于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却未及与之深谈。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秦孝公前两次召见商鞅，听得都很厌烦，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景监也因此对商鞅颇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见，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显然，对于商鞅而言，无论帝道、王道，还是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一个“钻”字，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历史上都说商鞅是法家。其实，当初如果秦孝公喜欢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个儒家人物了；只不过他思想深处的那种战胜意识、功利主义和刻薄少恩的品性，还是会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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