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总结

　　司马迁在《史记》前四本纪即《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中，对先秦的政治文明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一总结无论在治史的方法上，还是在内容的拣择上，对后人都很有启发。
　　首先，司马迁在总结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方法上，采用了撰写《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
　　》的特殊形式。从《史记》五体构成的角度讲，采用这种特殊形式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本纪”这一形式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张守节曰：“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这里所讲的本，也就是根。从根本上记载历史，且统理众事、系之年月，有助于所述时代与史事的统一。二是“本纪”具有公认的权威性。裴松之云：“天子称本纪。”也就是说，本纪是用来专门记载天子所言所事的体裁。而天子是执掌朝国之政的特殊社会成员，纪天子之言事，就是纪朝国之大端，故而能够体现出公认的权威性。三是“本纪”具有明显的纲法意义。刘知几云：“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这就说明，虽然“本纪”之前往往冠以国朝君主之名，而实际上是“网罗万事”的国政专篇。了解了这些原委，即可明了：司马迁首推黄帝而作《五帝本纪》，续撰夏、殷、周三“本纪”，其目的就是利用“先秦四本纪”这一特殊撰述方法来总结先秦政治文明的成就。
　　其次，司马迁在总结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主要内容时，也独具匠心、拣择合度。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五帝时代的政治文明成就主要是黄帝有效治理国土和“德”、“国”二者的统一。第一，充分肯定了黄帝的治理国土有方。在总结黄帝的政绩时，突出记载了“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就说明，黄帝之时最大的政治文明成就是在治土方面。这种治土，既包括黄帝的开疆封土、合和万国，也强调黄帝顺应天地和治理万民。黄帝在治理国土的前提下，“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方才获得“土德”之瑞。第二，阐释了五帝时代“德”与“国”的统一。该本纪所记载的五帝时代的政治演变状况，实际上也就是那个时代政治文明的写照。司马迁在综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事件和历史事件之后总结出：“自黄帝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从表面上看，这一记载所反映的是五帝时代的帝王世系，实际上，司马迁是在揭示以“德”和“国”为特征的政治演变顺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均为有德之君，故而能够在远古历史的创造和嬗变中得民得天下。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总结的夏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为夏禹的成功治水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夏代先民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曾经经历了从失败走向成功的重要历史阶段。“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环山襄陵，下民其忧”。由此可见，肇发于帝舜时期的滔天洪水，严重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夏代先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克服自然环境所致的不利条件、解决正常生存的问题。在当时，治政与治水成了同义词，并且将能否成功地治理洪水作为衡量政绩大小的唯一标准。当舜用鲧治水期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就是说，帝舜将其全部希望寄托在禹的身上，并亲自命禹：“汝平水土，维是勉之。”大禹未负舜之厚望，在吸取父鲧治水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变水害为水利，由此产生了两大积极政治效应：一是促进了原初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农耕技术的进步，二是顺势对当时的大小河川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治理，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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