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开疆拓土的部队

　　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笔者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城傍，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较大影响。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城傍的设置状况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笔者以为，唐代子弟问题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城傍子弟指城傍兵．不但与土团、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同。
　　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补充论述如下。
　　1、东北城傍
　　《陈伯玉文集》卷一O《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
　　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
　　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侵侮，二人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
　　契丹孙敖曹与靺鞨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
　　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
　　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
　　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
　　《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
　　威州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靺鞨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带州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幽州，隶幽州都督。
　　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
　　瑞州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凛州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
　　自燕以下十一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
　　我认为这十七州部落皆为幽州、营州城傍，理由如下：
　　（1）燕州领靺鞨别种。前文已论，武德初突地稽降，以其部落置燕州，《旧唐书·契丹传》称其与契丹别部一起置于营州城傍。天元二十五年后燕州移隶幽州，当为幽州城傍。
　　（2）威州原名辽州。上文已论，契丹孙敖曹降，于营州城傍安置，行辽州总管，可见辽州为营州城傍。改威州后隶幽州，成了山州城傍。
　　（3）慎、玄、夷宾、师、鲜、带、黎、昌、瑞、信十州因靺鞨、契丹、奚、室韦、突厥等部落置，万岁通天元年前隶营州，孙万荣、李尽忠攻陷营州后，移于淄、青、宋、徐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这些州部落也是城傍，因为《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
　　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王晙主张将归降的铁勒九姓迁置淮右、河南宽乡，因有的大臣认为降胡不可徙，故举出高丽人迁沙漠之西、城傍迁青徐之右的成例。关于高丽人的迁徙，《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条云：
　　（仪凤中）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邓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余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
　　仪凤中因高藏叛乱，高丽人被迁至河南、陇右，可能主要迁于陇右，上引《六典》“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高丽兵即由迁徙陇右的高丽人组成。王晙疏中“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指的就是高丽人被迁陇右一事。那么“城傍编夷置青徐之右”何指呢？
　　《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此旬作“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全唐文》卷二九八同。查唐代史籍，开元十年因康待宾作乱，“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7]，但王晙上表在开元五年，不可能预书五年以后事，疑《旧传》不解“城傍”之义而混于河曲残胡开元十年后的移隶，将“城傍编夷”改为“西域编氓”。实际上，《新传》作“城傍编夷”是有实指的。
　　城傍由不居后逐水草的部落生活逐渐汉化，由隶部落酋长到部落寒人以武勇起家升为军将而隶节度使，由军镇兵补充到向额内兵转化，固有的城傍制度慢慢消失。但导致城傍最后解体的是安史之乱。
　　开天时城傍兵向定额兵转化，但边军镇城界内仍有大量城傍部落。安史乱后，安禄山拥所部兵起范阳，驱东北城傍挺进中原．《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所云：“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人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东北城傍成为定额兵分布于河朔三镇，幽州、营州界内的部落不复存在了。西北城傍随哥舒瀚讨范阳在潼关全军覆没，西北诸州陷干吐蕃，城傍制无存。朔方及河东城傍聚于朔方军麾下与安史抗衡，战事频仍、兵源紧张之时，朔方兵不再区分汉兵与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额内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城傍的彻底消失，使大唐帝国的军事史掀开了另外一页。
　　唐后期也有内附蕃族置于边境内者，这些内附蕃族不但没有了唐前期的规模，而且这些蕃族兵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隶诸道，成为诸道正式兵员（健儿）。如《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记载，“先是，回纥宰相温没斯特勒将其家属及麾下数千人来降……其军士分于诸镇收管，用壮骑兵”。这与前期维持蕃族部落营生，战时自备鞍马出征的城傍制度迥然不同。城傍是唐前期对内附蕃族的军事制度，它与府兵的兵农合一类似，只不过是兵牧合一而已。府兵瓦解、募兵制的发展引起了城傍制的变化，但真正使城傍消失的是安支乱后唐军事形势。
　　安史乱导致了城傍制的最后结束，但城傍对唐后期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义儿制上。唐后期及五代普遍盛行义儿制。《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序略云：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虎＋武）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统一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五代义儿更盛，故欧阳永叔从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角度作义儿传，指斥“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的现象。这是宋代史家史观的体现。但若究唐后期义儿制出现之源，则可以发现，义儿制是城傍向额内边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义儿制是代替城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制的产物，它因城傍变化而产生。《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t：
　　范阳城旁奚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及禄山叛，忠志遁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略云：
　　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李宝臣为奚部落寒人，为范阳将养子，可见早在安禄山养八千曳落河之前，东北边军已盛行养子制了。这种养子制的特点为“异类合为父子”，不限种族，由善骑射者组成，养于节帅、养于军将，这种养子制是由城傍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是代替城傍部落的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新的军队组织形式。
　　能够与范阳兵匹敌的朔方军也情形类似。《旧唐书》卷一二O郭子仪传记载，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寇京师后，子仪曰：“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郭子仪对朔方兵部曲而言，实为父主，同卷记载“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可见郭子仪与其部将之间的关系。不但部将如此，与仆固怀恩同来的回纥见子仪后，“皆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郭子仪在朔方兵及与朔方同讨安史的回纥兵中的父主地位可以窥见。郭子仪心向帝室，不私置养子，但朔方兵胡化严重，主帅与将领士兵之间有类似安禄山曳落河一样的父子关系，这在仆固怀恩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条《考异》引《邠志》云：
　　（仆固）怀恩寇邠、泾，十七日，众渡泾水，郭晞率众御之，战于邠郭，我师败绩。怀恩覆其阵．泣曰：“此等昔为我儿，我教其射，反为他人致死于我，惜哉！”
　　可见仆固怀恩也将朔方将士视为养子，朔方兵最终被唐强力分化、拆散、削弱，与此点不无干系。朔方军的养子制．与安禄山养曳落河一样，是代替城傍部落所形成的融合多种族兵将的新的将与兵的关系。
　　唐太宗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使其领本部族征战，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将多为部落寒人则是城傍向定额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养子制正是适应这种变化所出现的。其后至唐末五代，愈演愈烈，我们在看到五代义儿盛行，帝王“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亦由焉”的同时，也应明确义儿制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城傍对唐后期历史的第二个影响则体现在藩镇割据上。割据的藩镇及其主要将领多为城傍后裔。《旧唐书》卷三九记载东北城傍由安禄山驱至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河朔三镇的胡化也应从大量城傍自东北边移徙而至的角度考虑。《新唐书》卷二一O藩镇魏博传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始以趫敢从父军。
　　魏博史宪诚为内徙灵武的奚族城傍后裔，在史宪诚之前统治魏博的田氏家族虽无城傍血统，但魏博兵将则为融合东北城傍与边兵的军事体制。《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附子威传云：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
　　维系魏博的为父子相袭的牙兵，而充牙兵的子弟则是追随田承嗣的东北城傍及健儿。《新唐书》卷二一O田承嗣传略云：
　　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卫将军，禄山反，与张忠志为贼前驱，陷河、洛。
　　田承嗣魏博兵即安禄山反于范阳的先锋兵。安禄山所部兵包括同罗、奚、契丹、室韦等15万众，范阳兵91400人，平卢兵37500人，[41]若一半镇守，则入中原兵6万余人，同罗及东北城傍兵近9万人，知安禄山起兵驱入中原的主要兵力还是东北城傍部落。魏博牙兵“召募军中子弟”而成，召募者多为这部分城傍子弟。魏博牙兵为城傍后裔。
　　镇冀将亦以城傍后裔为主。李宝臣为范阳城傍奚，上文已论，李宝臣之后的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42]。李诗等内附被置于幽州之偏，即幽州城傍，王武俊为幽州城傍契丹人后裔，与王武俊齐名的张孝忠本奚族，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43]张孝忠也为城傍后代。镇冀地区融合城傍及不同种落兵将的军事制度也是养子制。《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王廷凑传略云：
　　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王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镇冀为以城傍后裔为首、军将以养子制维系的胡化区域。城傍的影响于此可见。
　　《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传云：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
　　据《旧书》卷三九地理志，天宝初于范阳界置凛州，“处降胡”，李怀仙可能本身就是凛州降胡亦即幽州城傍。卢龙亦以城傍后裔为主要兵力及战将。《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十月条略云：
　　李日月，（朱）泚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
　　朱泚骁将李日月为奚，朱泚曾领卢龙节度，[44]李日月可能就是卢龙战将。此奚即营州城傍奚部落后裔。平卢是河朔三镇中最北的一镇，兵将杂以幽州城傍，理应如此。
　　东北城傍的影响还不只河朔三镇。唐后期河南方镇时有与中央王朝抗衡者，淄青及淮西尤为巨患。《旧唐书》卷一六二曹华传云：
　　李正己盗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
　　同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略云：
　　申、蔡之时．人劫于（李）希烈、（吴）少阳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之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貘。
　　青郓李正己、李纳、李师古、李师道四世多与河北相结，淮蔡至吴少诚、吴元济，更为桀骜不驯。所以能如此，《新唐书》卷二一三李师道传认为淄青是因为“自正己以来，虽外奉王命，而啸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纳之。以严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质其妻子；有谋顺者，类夷其家，以故能胁污士众，传三世云”。将淄青对抗中央王朝的原因概括为招纳亡命及严刑峻法。《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则称因吴元济以朝廷公卿乞破蔡日以将士妻女为婢妾之言“激怒其众，绝其归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两传》对淄青、淮蔡民风变化及为朝廷坚敌的原因概括得并不全面。严刑峻法及激怒将士只是次要原因，淄青、淮蔡同于河朔三镇的最主要原因与河朔三镇胡化的原因一样，即东北城傍的涌入。《新唐书》卷二一三藩镇淄青传略云：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
　　同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略云：
　　营州人，天宝未为州裨将．守保定城。禄山反……有诏就拜（平卢）节度使……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略，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
　　侯希逸人青州时带了二万平卢兵，李正己这样的营州城傍高丽人也在其中，营州城傍可能在侯希逸军中占了重大比重。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指出：
　　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之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
　　此为淄青抗衡中央的最主要原因，而其所以能形成“胡化集团”，则在于东北城傍。
　　淮西也是如此，《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略云：
　　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事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
　　李忠臣父祖官名皆为“自云”，又家于幽州蓟县，有城傍后裔的嫌疑。安禄山反后，李忠臣与安史抗衡，所部兵当为平卢先锋军，其后随之镇蔡的部队当也是这批军土。同侯希逸部将一样，这部分兵将也多由东北城傍组成。《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一年九月条略云：
　　丙午，（李）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重倩，本奚也。
　　忠臣手下主要将领李重倩即奚人，也就是东北城傍，斫田悦营的骑驰武勇，跃然纸上，这正是东北城傍的特色。淮西军将由这部分人组成，故而在李希烈、吴元济时，能长久与中央政府抗衡。《旧书》卷三九称东北城傍至德后，入据河朔，并不完全。除河朔三镇外，幽州、营州城傍也入据了淄青、淮西，他们的移徙也改变了这两个方镇的性质。
　　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国力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而且安禄山驱东北城傍入河朔及中原，对唐后期历史影响深远。唐后期河朔三镇之所以能成为别于中央王朝的胡化区域，淄青、淮西之所以民风强悍，渐近胡化，都是因为东北城傍入居。义儿牙兵制使城傍后裔在打散部落后重新组成一不直接以血缘部落为纽带，但也类似血缘的亲党胶固、父子相袭的团体，这是唐后期藩镇割据及胡化的基础，也是城傍对唐后期及五代历史的重大影响。
　　最后以唐人对城傍的两首歌咏结束本文。敦煌文书伯2567号“城傍[曲]”[45]云：
　　降奚能骑射，战马百余匹。甲仗明寒川，霜□□□□，□□煞单于，薄暮红旗出。城旁粗少年，骤马垂长鞭。脱却□□□，□剑沦秋天。匈奴不敢去，漠北开尘烟。
　　此诗描写了投降奚人成为城傍后的豪壮勇猛的胡气和精湛的骑射武功。《全唐诗》卷二八二（3209页）李益“城傍少年”[46]云：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此诗直接点出了城傍得名之因，即“生长边城傍”，也描写了城傍的胆气、骑射功夫，并指出其平时射猎及战时充军出征的生活。城傍被形诸歌咏，更证明了边地城傍的普遍存在。城傍已成为唐代的一种并不罕见的社会现象，并以其武勇骑射使唐人耳目一新。唐代因注入胡人血液而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城傍正是注入唐代军事制度甚至唐代社会中的新鲜血液。
　　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
　　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
　　《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
　　威州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靺鞨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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