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贞观之治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句话表达了身处逆境中的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以至于能在普罗大众之间广泛流传。其实，从自然周期发展观来看，寒来则暑往，秋收则冬藏，人类生活在地球赤道倾斜于太阳黄道二十三度半的自然景象之中，不可能有永远的春天，也不可能有永远的冬天。自然季节是交替变化的，冬天来了，春天当然不会离人们太远，那春天来了，又意味着什么呢？佛教东来中国后，风靡了中国士大夫，中国僧人法显、玄奘等人抱着卓绝的意志，九死一生，不远万里前往印度取经，期望把印度的佛法全盘搬到中国来，以挽救人心世道的残败。中国禅法的开创者六祖慧能对此不以为然，他问道：“中国人到印度取经，印度人到哪里取经？”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代，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程已经走过了近三千年。而夹杂着经营、典制、天道等各种因素的政权更迭从历史的轨迹上看，又呈现出跟自然四季相交替极为相似，又极明显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性，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绝无仅有的表象之一。分析出现这种“周期律”的内在因素，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大师学者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说或理论，他们也制定了许多根治这种王朝兴衰绝症的有效措施，但从总体效果上来看，人的智慧与典制的力量，显然还是没有胜过天道循环的力量，各代王朝在继续沿着起起落落、兴兴衰衰的老路子前进，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如果又把相对短期的王朝兴衰放到更长期的进程中看，从春秋五霸以后，以八百年左右为一个长周期，又分别有五百年分裂，三百年统一的大趋势。第一个长周期，可以从春秋称霸兴起直至东汉黄巾大起义。春秋称霸的兴起直接导源于郑庄公(公元前722年登位)挑战周王朝的正统地位，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这期间的春秋战国之乱正好五百年，随之而来的是秦王朝短暂统一与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及此后强盛的汉王朝统一中华三百多年。第二个长周期，从东汉末年军阀兴起直至唐末农民大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引发了类似于郑庄公的军阀董卓(公元189年领兵入洛阳)对汉王朝中央权力的挑战，此后中国处于频繁战乱与大分裂之中，经历了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直至隋文帝灭亡南方陈国(公元589年)。隋王朝建国跟秦王朝建国极为相似，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二世而亡，这又是近五百年的大战乱与大分裂。接下来就是辉煌灿烂的唐王朝了，唐王朝统一中华也近三百年。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仿的历史轨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历史环境的挑战与应战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当一个拥有共同文明的人类群体(比如中华儒家文明)长期处于某种同一类型的环境状态之下时，同一类型的环境对同一文明群体的挑战就会出现一定的固有延续或伸展特性，而在应对这一固有特性的挑战时，同一文明群体绝对不可能跳出这种环境去寻求另外的应战方式，而只能以同一类型的应战方式(甚至是自然强迫性的)来适应环境的挑战，这样，历史发展的自然重复性或周期律就会成为必然现象。而中国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王朝的兴替是由于无法揣摸的“天道”作祟造成的，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是统治者自作孽造成的。中国西汉的贾谊在分析秦王朝垮台的内在原因时说，平定五百年动乱之后，统一的秦王朝其力量非常强大，秦始皇以极为残暴的手段治理政务，发兵百万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建阿房，搞得天下人妻离子散，街上行路的除了罪囚，没有完整的人，导致秦王朝转眼之间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仁义之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时代前行到戡平又一个五百年动乱后重建统一的隋王朝，竟然也逃不脱周期律的控制，隋王朝走上了秦王朝的老路。隋二世杨广发兵百万征高丽，建行宫，凿运河，修迷楼，天下罪死之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而户口则锐减为三分之一。由此，几乎所有当时及后代的政治家、史学家都认为隋王朝的暴政比起秦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广犯了灭绝人类罪。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烽火点燃后，后继者刘邦、项羽以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之势击垮了秦王朝，最后由刘邦收拾残局建立起了汉王朝。随之而来的汉王朝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兴利除弊，出现了汉王朝初年极有历史口碑的“文景之治”和后来汉王朝的强力扩张。同样，隋王朝的暴政激起了河北窦建德、关东瓦岗寨翟让、江淮杜伏威等人领导农民军的殊死反抗，这三支抗隋大军把隋王朝打得遍身鳞伤，最后由李渊、李世民父子收拾残局，建起了唐王朝，这又是历史的必然。按照历史发展的周期来讲，隋王朝被起义军击垮后，是不是意味着新建的唐王朝是另一个类似于汉王朝的强大王朝？新兴的唐王朝在它的初期，是不是也会有类似于汉初“文景之治”的再现？它又是如何实现的？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从太原起兵，攻下长安的隋王朝贵族唐国公李渊、李世民父子将自奉的隋朝小皇帝杨侑搬下舞台，李渊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李渊为唐高祖。李氏世居陇西(今甘肃成纪)，自秦、汉以后一直是陇右世家大族。北魏时，李渊的曾祖李熙镇守武川(今内蒙武川)，在击灭北魏六镇流民起义、分割统一的北魏政权为东西两魏、建立长安北周宇文氏政权、又向东击灭北齐高氏政权过程中，李氏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朝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封唐国公，与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齐名。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还是杨坚独孤皇后的从妹，杨坚以外戚权臣代周建隋后，素有大志的李渊“大隐隐于朝”，不敢过分表露自己的才能，以贵族身份在隋王朝过着奢华的隐逸生活。杨广治政末期，李渊随杨广巡视代郡，因平流贼之功，被封为右骁卫将军，太原令。自此，李渊以太原为基地，收纳裴寂、长孙顺德等人，暗中积蓄力量，想趁隋乱举大事。
　　李渊嫡妻窦氏生四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早殂，四子李元吉。李渊次子李世民少年英武，有天下大志，看到群雄并起、四方纷乱，与晋阳令刘文静密谋起兵直入长安，夺权建国。李世民与刘文静等人的意见被李渊采纳，李渊杀监视自己的副将高君雅、王威等人，留四子李元吉守太原根据地，长子李建成率一部东攻潼关及关中华阴永丰仓，次子李世民为主力前锋，进取长安。半年时间，李渊大军就牢牢掌握了关中及潼关以东部分地区，控制关中后，李渊尊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隋帝，自己为唐王。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春，杨广在江都被缢杀，六月，杨侑让帝位于李渊，李渊建立唐王朝。在兴兵建立唐王朝政权过程中，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著功甚伟，李建成被指定为太子，李世民受封秦王，而李元吉则以镇守太原之功受封为齐王。
　　唐朝建立后，在李世民的建议下，李渊采取恩威并施，降则重封，敌则诛杀的两手法，次第削平群雄，完成唐朝统一天下的宏愿。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下半年起，秦王李世民充当唐军主帅，置秦王府聚集文武，先后平定了陇右地区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地区的李轨，河东及代北地区的刘武周、宋金刚，关东洛阳地区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击败了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至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孝恭、李靖大军平定江淮，唐王朝统一天下的大半领地为李世民所夺得，李世民建立了他人无可睥睨的赫赫武功。在平定各地豪雄的过程中，李世民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萧瑀、李世绩、尉迟恭、秦琼、程咬金、段志玄、张公谨、侯君集、李君羡、张亮等文臣武将收集在自己旗下，形成了强大的秦王府势力集团。李世民力量的日益壮大，对长兄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李建成有干才，在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作战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其太子府也养有魏徵、王珪、李纲、薛万均、薛万彻等杰出人才。魏徵、李纲等人清醒地看到，唐王朝统一天下后的继位之事将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之一，力劝李建成私蓄力量，以防不测。
　　魏徵，河北曲城(今河北巨鹿)人，其父曾任北齐屯留令。魏徵少小时，父亲逝去，家道中衰，魏徵贫无所依，出家为道士。魏徵不为贫穷所折，好读书，尤喜“纵横之说”。隋末大乱后，魏徵投身到瓦岗寨，受到瓦岗寨后期主将李密的信用，出任李密的典书记，掌管文书。魏徵上“平天下十策”给李密，李密不能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底，李密攻击洛阳王世充，想夺洛阳号令天下，魏徵认为瓦岗军屡战之下精疲力竭，不能与王世充硬拼，建议高垒深沟，与敌打持久战，待敌疲我壮之后再与敌作战。魏徵的建议被视为“老生常谈”。果不其然，强攻王世充，十万瓦岗军被击得大败，主将李密不得已带残存的兵将投降李渊，魏徵也跟随到了长安。李密不服李渊的领导，想反叛被杀，魏徵不见信用，在长安呆了两年，自请到山东河北一带劝降义军，李渊壮其勇，封其为秘书丞。到达黎阳(今河南浚县)后，魏徵发书给瓦岗军猛将李世绩，说天下大势已定，劝他归降唐朝。李世绩听从魏徵的劝告，投降了正在关东的唐淮南王李神通。河北窦建德发大兵进攻黎阳，魏徵被窦建德捕获，窦建德任命魏徵为起居舍人(私人秘书)。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魏徵逃到唐军之中，返回了长安。李建成知魏徵雄壮多谋，将其延入太子府中，出任太子冼马。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春，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反叛。李世民将刘黑闼击败，刘黑闼逃往草原突厥，李世民回洛阳。六月，刘黑闼在突厥的支持下，再次兴兵入山东，山东重新叛归刘黑闼。李渊派淮阳王李道玄带兵镇压，李道玄被击败，河北诸镇又叛。李渊大怒之下派齐王李元吉领兵河北，李元吉慑于刘黑闼的声威，在河北逗留不进，河北战事出现胶着状态。李渊想重新任命李世民为主将，往征河北。魏徵得知消息后，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依从其建议，奏请李渊，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讨伐刘黑闼。魏徵随李建成出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连破刘黑闼叛军。鉴于唐王朝在河北一带的高压政策激起窦建德余部多次反叛，魏徵对李建成说：“前败刘黑闼，唐军捕捉的河北叛军都被处死，残杀太重，有的被赦免，后来也遭惨死，所以人心不附长安，不如大行宽宥，则残贼心安，河北可定。”李建成听从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河北被迅速平定，刘黑闼被擒杀。齐王李元吉忌忖二哥李世民的赫赫功劳，与太子李建成自动结成一线，共谋打击李世民。李世民阴养勇士八百余人，守卫秦王府。在魏徵建议下，李建成也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太子宫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对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不睦的情形，李渊极为痛心，一直做着调和工作，期望新建的唐王朝不因继位问题而反覆。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李渊前往仁智宫(今陕西宜君)避暑，令太子李建成处理政务。在王珪等人的建议下，李建成私召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这事很快被李世民揭发，李渊大怒之下返回长安，召李建成至宫中查究，又令李世民以谋反之罪前往庆州讨伐杨文干，并说：“杨文干的事牵连到太子李建成，恐怕内应很多，你可随机处理。大军返回，立你为太子。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诛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废李建成作蜀王，蜀地僻小容易制服，要是将来李建成不能事奉你，你也容易收取他。”李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李渊在李元吉与太子太师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没有废除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仍令李建成居守长安，而把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不睦的罪责归咎于太子宫和秦王府的臣属们，太子府的王珪等人被流放。
　　李建成假意向李世民赔罪，与李元吉召李世民饮酒，暗中下药想酖杀李世民。李世民为此吐血三天，差点丧命。李渊到秦王府探视，对李世民说：“你们兄弟始终不和，要是都在长安，必定出事。你到洛阳去，自潼关以东由你主持。”魏徵认为，放走李世民于唐王朝的后续稳定极为不利，私下请李建成的亲信臣僚陈说利害，上书谏止，李渊遂罢此议。随后，李建成加紧活动，在李渊面前编派秦王府属吏离间太子与秦王关系的恶行，李世民的谋臣房玄龄、杜如晦都被逐出了秦王府。魏征又用老关系，让李建成拿出重金收买秦王府的心腹将领尉迟恭、段志玄等，形势对李世民非常不利。长孙无忌的妹妹是李世民的王妃，长孙无忌见形势越来越坏，心下十分着急，与尉迟恭、侯君集等人力劝李世民发兵剿除李建成的势力。李世民以兄弟亲情为由没有动手。魏徵让李建成早动手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李建成觉得时机不成熟不同意。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水火之势至此已无可挽回。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初夏，突厥发兵进攻唐境，魏徵出谋，让李建成提建议请齐王李元吉为唐军主帅征突厥，又出谋调秦王府的心腹大将尉迟恭、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秦琼等人为前军先锋，借以完全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发兵前，李世民的亲信率更丞王晊告密说太子李建成与魏徵密谋将在为齐王饯行的宴会上暗害李世民，并坑杀尉迟恭等心腹。得知这样的消息，李世民大惊失色，令长孙无忌急调房玄龄、杜如晦进秦王府，房玄龄、杜如晦初时犹豫不决，不敢进秦王府。李世民让尉迟恭以秦王令带刀相请，二人才穿起道士服伪装进入秦王府，与李世民及众将密商发动政变。六月三日夜，李世民向李渊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李渊听了很惊讶，安慰李世民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次日清晨，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九名悍将伏兵玄武门(长安皇城北门)，段志玄领秦王府勇士封锁皇宫外城门，谋杀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李渊传令召李建成与李元吉入宫，两人以为是讨论出兵攻击突厥之事，没有丝毫防备。早饭过后，李建成与李元吉骑马从玄武门进入皇宫，李世民突然从暗处跃出，张箭射杀李建成。李元吉见李世民射杀大哥，大骂李世民是家贼，李世民心软拔马而逃。李元吉持刀随后追赶，尉迟恭抢过李建成的马，也随后跟来。李世民逃到皇宫春明门外，被树林拦住，无路可进，李元吉赶上挥刀便砍，李世民手里只有一张弓，挥弓相抗，弓被李元吉扯住，两人滚到马下，徒手相搏。尉迟恭放马赶到，举槊相刺，李元吉不敌，急忙逃往武德殿，被尉迟恭追上杀掉。太子府的大将薛万彻等人得知凶讯，率兵屯于玄武门，杀屯门将军，又扬言攻击秦王府。尉迟恭得手后，持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宣示太子府的兵将，薛万彻等人知道大势已去，各自逃散。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后，李世民令尉迟恭入宫护卫李渊，国政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虽痛惜被杀的李建成、李元吉，但在此情势下，不得不封李世民为太子。过了两个月，李渊又将皇帝位让给李世民，李世民继位当皇帝，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以火拼兄弟的方式夺得了大唐最高治政位置，其实是坐到了烤炉之上。唐王朝初年的国力与刚刚垮台的隋王朝鼎盛时期相比，相差何止十倍百倍，要想把国家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并超过隋王朝谈何容易。对此，李世民不得不作比前代王朝开国皇帝更加深远的长久打算，以期把天下带入到和平安定的太平盛世。长期的征战，让李世民具备了相当良好的军事素养，在领兵打仗方面，整个唐王朝还挑不出另外的人能跟李世民相抗衡。但当最高治政者，特别是想当一个让天下仰慕的好帝王，这似乎需要比带兵打仗更具有长远的建设眼光与谐和意识。刚登太子位，李世民立即显示与常人不同的帝王胸怀。有人建议说尽杀李建成太子府与李元吉齐王府的侍从与属官，尉迟恭认为进一步滥杀只会激起忠于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党徒的痛恨，会对以后的事业不利，建议首恶已除，余皆不论。李世民觉得尉迟恭的建议能化解两大派系间的仇怨，下诏令大赦天下，对李建成、李元吉的余党一概不问，还派人将参与玄武门战乱的太子府将军薛万彻等人召集回来，授予官职，又把太子府的属吏王珪召到朝廷任谏议大夫。
　　魏徵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李建成谋害李世民的许多主意都出自魏徵。李建成死后，逃亡的魏徵被人捕了回来，李世民亲自审问魏徵，问：“你何为离间我们兄弟！”魏徵不卑不亢地答道：“先太子早听我的计谋，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李世民听了，知道魏徵傲骨非常，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下令开释魏徵，还拜魏徵为詹事主簿。李建成与李元吉在唐帝国的开国之战中，构筑的势力远不止京城的太子府与齐王府，在全国各地都有两人蓄养的爪牙，为安定这些人的情绪，李世民又派魏徵宣谕关东。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太子府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魏徵当即制止说：“我受命之日，朝廷已经赦免了前太子府、齐王府的左右属官，现在你们押送李志安、李思行等人，谁不怀疑朝廷的赦免是假！我虽怕遭受嫌疑，但不能不为国家考虑，况且朝廷以国士之礼待我，我敢不以国士的态度报答国家吗！”当即命令释放李志安、李思行等人。随后，魏徵下令禁止互相之间告发罪恶，并将两府其他将吏全部宽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的处事方法深为敬佩。为此，全国形势迅速稳定下来，没有因为皇位争夺造成更大的灾难。
　　李世民正式登位做皇帝后，需要处理的国家事务异常复杂，他抱着与大臣共同治政，进行“集体领导”的想法，经常把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等人召集到宫中问以政事，征求他们处理朝政的意见。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嘉谋，致天下于太平耳。”王珪说：“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在王珪等人的建议下，李世民对唐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进行了改革，在最高政务的处理方面，继续沿用自魏、晋以来的“三公”虚衔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实权制。由于李世民在李渊治政初年出任过尚书令，尚书令这一官职其他大臣极力避讳，李世民就用尚书省左、右仆射履行尚书令的职责，中书省、门下省继续由中书令、门下侍中掌理，这样就把秦汉时代的宰相职权分割成了三大部分，缓解了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直接冲突。同时，三省首长又要聚集在政事阁一起办公，这既能保证各项决策的制衡性、透明性，又能避免相互纠缠与扯皮，提高治政效率。对于三省的事权，李世民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分工，中书省负责取旨决策，门下省进行审查封驳，尚书省承旨执行与办理。由于行政执行的任务相对较重，尚书省的机构也最为庞大，下设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六大行政执行机构，各部设尚书一名，左、右侍郎两名，六部之下各设有四司，分别掌握职能相对明确的官吏铨选、勋爵封赠、官吏考核，户籍、财赋，礼乐、学校、贡举，军政、军令、武将的考核与选拔、边防筹划、刑事与审判、工程制造、屯田、水利、官营工商业等具体事务。由于侍奉于秦王府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官品比较低，不具备出任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职务的资历，李世民又用变通的方式，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等方式低职高配，尽量让有才能的低品级官员有资格参与到中央决策上来。李世民还谕令，中书门下官员入阁议政，必须有谏官随从，以便及时对论政情况提出规谏。这些措施落实后，极大地增强了李世民贞观年间的治政活力，使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政令制定、审议监督、实施执行做到了“三权分立”，这既能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又能比较有效地防止重大政令出台的决策失误，保证国家政策与法令的正确贯彻与实施。“三省六部制”在李世民贞观年间的进一步完善与成熟，标志着中国封建政治体制建设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只要进行稍微的修正，它几乎能跟现代国家政权结构进行接轨。
　　唐贞观初年，李世民与房玄龄、萧瑀议论隋王朝的灭亡，房玄龄认为主要原因是暴政引起的。李世民作了更进一步分析，认为隋王朝之所以产生如此酷烈的暴政，是由于两代皇帝心暗多疑、独断专行，而宰相以下的大臣无人敢说话、唯唯喏喏不履行应有职责造成的。要想不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弥补皇帝本人治政能力不足等缺陷，李世民认为必须与大臣们共治，“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而不是像已死的杨广那样，“以天下之广，独断一人之虑”，搞一人“独治”，最后成为天下公敌，民贼独夫。李世民又谕令：“朝廷下发的诏令，如果不便于实际操作或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要立即上奏，可以暂缓执行。”在调整中央机构时，对于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在唐王朝统一天下过程中，李渊为收揽人心，大量分封过拥戴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分封与委任官职的地域不够用，李渊就把大的州、县分成小州小县，以便容纳更多的官僚。李世民执政，对于官僚机构臃肿不堪、效率低下很不满意，在房玄龄的建议下，将全国行政区划成十个大型的“道”，“道”设节度史，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区域内的州、县进行巡视、监察。同时，裁撤了近三分之一的县治，一半的州治，大量减少地方官吏，这样就相应减轻了普通民众的税赋负担。
　　调整好行政机构后，李世民又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以《隋律》为蓝本，根据“法尚宽平”的原则修定李渊治政时期的“唐律十二条”，通过近十年时间订出《贞观律》十二卷五百条，对律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律法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除谋反罪判死刑外，其余刑事条款与《隋律》相比，均有相应程度的减轻。对于死刑罪的审定，李世民还规定必须报皇帝本人亲自审查，地方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才能定案。《贞观律》是中国完整保存下来，并对后世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刑律体制有重大影响的一部律法，是东方儒家文化律法体系的经典代表之一。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上报判死刑罪人只有二十七人，最终审定的只有十二人，后来由于唐军攻突厥取得胜利，这十二名死罪犯全部开赦。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冬，全国狱中的二百九十名死罪犯被全部放归家中，让其与家人团聚，次年秋这批犯人按时到刑场准备就死，结果全部被开释。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惟一没有以罪杀人的年份。李世民的简政缓刑措施在全国推行后，贞观初年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大唐十万里河山“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焉。”贞观初年，朝廷还在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调整“租、庸、调”租赋制度，发展国家经济；实施中央及地方学校教育，举行年度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审定官方认可的《五经》经义，修订两晋、南北朝及隋代的官方《史书》，作皇帝起居注与实录以保存国家大事史料等方面，均取得了令后世仰目的成就。
　　达成“贞观之治”的宏大政绩，长孙无忌、房玄龄、王珪、李靖等人功不可没。而尤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则是魏徵在平衡皇权，使“集体领导”体制能够得到长久运行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由于有魏徵，“贞观之治”的政风才能够在中华政治文明史上处于万世吹拂的独特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魏徵才是“贞观之魂”。魏徵在为李世民所用之前，亲身经历了隋文帝杨坚全盛、隋炀帝杨广惨败、瓦岗寨李密农民军兴败、唐王朝兴起、河北窦建德农民军兴败、前太子李建成兴败，对这些忽兴忽败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有比常人更加深远与理性的认识。到了李世民治政，魏征认为对“皇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使朝政不至于高度垄断在皇帝或权臣个人手里，是保持治政平衡，不发生爆炸性灾难的根本政道。这与李世民的自觉“放权”，实行“集体领导”相契合。魏徵亦以积极的“诤政”为基准，大胆参与到限制皇帝专权的流弊，规谏皇帝治政得失的政权监督事业之中，并且取得了非凡成就，成为千古留名的大谏臣。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关中大旱，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毙死路途的极多，而国家仓储空虚，无钱无粮可救自然灾害。加之强大的草原突厥压境陈兵，内外叛乱时有发生，使得李世民吃不安、睡不稳。李世民急于扭转隋末以来的治败政坏局面，而魏徵则频频上谏，议论朝政得失。李世民对魏徵提出的治政意见极为重视，常常在深夜派人请魏徵到自己的卧室“访求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如何对老百姓实施“教化”，以稳定国家根基等问题，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大乱之后人难教化，必须用强力推行严刑峻法，并说“自尧舜禹三代以后，人的习性越来越狡诈，秦始皇用法律严治国家、汉武帝崇儒家又杂霸道，原因就是人的习性越来越败坏，想用教化但没办法用。”封德彝的论点很有代表性，魏徵则认为这会把政权治理拉入重走秦始皇、杨广的邪道，批驳说：“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魏徵认为“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又进一步批驳说：“假如古人最淳朴，而后人则越来越狡诈，那演变到今天，走在街上的就没有人了，都化成鬼魅矣！”魏徵又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据此，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主张偃革兴文，以静为本，让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人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李世民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李世民采纳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李世民嘉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由于魏徵的归谏之功，李世民封魏徵为尚书左丞。平定突厥后，李世民与长孙无忌谈到魏徵的功绩时还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但恨不让封德彝见之耳！”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如何成为“明君”的问题。魏徵说：“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圣王，为天下万世所称道，关键在于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能够多方面听取臣民的意见建议，取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而秦始皇、杨广等人败家亡国，则是塞聪闭听，不能够广泛听取臣民意见，只偏信偏听小人奸邪造成的。所以要成为一代明君，最好的办法是打开大门，兼听纳下，使权贵不能壅弊，下情能够及时上达。”魏徵又明确提出：“君主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针对这个问题，魏徵后来又继续上疏说：“君主是元首，臣下是股肱，元首与股肱有机地连成一体，才能成为机能健全的人，元首虽处领导地位，但离开了股肱的协助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君主必须依靠臣下成体治政。”魏徵着重强调只有元首与股肱结为一体，同心同德，天下才能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还引用孟子的训导告诫李世民：“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魏征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 “(假如)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
　　有人告发魏徵庇护自己违法的亲戚，李世民让御史温彦博查验，温彦博审验后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向李世民汇报。李世民认为无风不起浪，有人告状，魏徵肯定有可疑“形迹”，让温彦博申诫魏徵。魏徵入奏说：“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对李世民不据事实，胡乱猜疑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李世民反悔，魏徵又说：“愿陛下让臣当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李世民问：“忠臣跟良臣有什么差异吗？”魏徵说：“后稷、弃契、皋陶等人是良臣，辅佐唐尧、虞舜成为圣王。而龙逢、比干等人是忠臣，屈死在夏桀、商纣这些暴君手里。良臣身后获美名，君主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前被诛杀，君主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这样比起来，相差远矣。”李世民听了，深为感动，赐绢五百匹。魏徵这种君臣一体，相知不疑、同心求治的思想，李世民十分赞同， “贞观之治”期间，李世民都在积极实践魏徵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君臣关系，更正传统帝王的“孤寡”做法。而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也都能积极上章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这种君臣和舟共济、谏诤不绝、集思广益、上下同心的清明政风，是贞观治政的杰出成就。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徵被封为秘书监，负责监察，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等名臣共理朝政。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告发，朝廷罢免了他的官职，庞相寿曾是李世民秦王府的旧部幕僚，李世民夺权，他立有大功，两人关系很好。庞相寿罢官后到长安请求李世民宥免，李世民感念旧情，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秦王府的幕僚众多，内外做官的也不少。现在相寿不知愧耻，跑来告赦，陛下念私情加以原谅，只怕其他人都会恃陛下恩宠，学习相寿为非作歹。那样的话，官风必然大坏。”李世民觉得魏徵说得有理，欣然接受批评，只赐庞相寿绢丝一百匹，让他回家养老，庞相寿哭泣着认错，回了老家。此后，李世民跟魏徵讨论“为官择人”问题，魏徵认为：“天下未定之时，择人则专考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已定，则非才德兼备不可任也。”魏徵还在后来的奏章里援引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的对话，讨论选贤任能与成就霸业的问题：“(害霸)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强调择官任人要“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同时建议李世民要在“知、用、任、信”等方面亲君子，远小人，着力整饬吏治，形成清明廉洁的治政之体，求得“无为而化”，天下至治。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等人靠攻击揭发其他官员隐私获得李世民的信用，两人有恃无恐，恶意攻击其他朝臣，让很多朝臣遭到申斥。魏徵劝谏李世民说：“权万纪等人以攻击别人、揭发别人的隐私为功，是心理阴暗的小人之举，陛下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小人之行，而是想以此来警压群臣。其实，这种作法非常有害，陛下即便找不到好的方法警示群臣，也不应该信用这些小人来损害朝廷的团结。”李世民听后，长久不语，只是赏赐魏徵绢丝五百匹。后来，权万纪、李仁发的恶行败露，被免官罢职。魏徵建议李世民反思此事，认为出任政府官吏，除了应具备一定的经义伦理修养外，判定其人性善恶也是重要的标准，建议考核提拔官吏要“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从官吏的行动来考察其心性的优劣，力求择官得人，避免择官非人。魏徵的这些建议后来作为唐王朝考察官吏的标准，写入律法之中。
　　魏徵长相平常，貌不过中人，但生性亢直，不屈不挠，凡是认准的事决不会轻易放弃。为此，身形伟岸，龙目虎视的李世民也常常为魏徵所折服。贞观初年，百废待兴，很多大事亟待处理，李世民很少外出打猎游玩。有一天，李世民想外出打打猎、散散心，穿好从前当将军的甲衣，肩上架起猎鹰，准备出宫。听说魏徵来了，李世民赶紧放下打猎的念头，把猎鹰塞进衣袖里，跟魏徵谈完话，猎鹰已经憋死了。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以后，唐王朝的经济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一斗米在长安市面上的价钱只值四钱，长安商业区东市、西市万物充溢，百货流通，有来自波斯、大秦、西域、高丽、暹罗等国的众多商人在长安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大唐帝国到处充满欣欣向荣的气象。群臣建议李世民要学习秦始皇、汉武帝到泰山“封禅”，以示唐王朝是超迈前代的伟大帝国。李世民初时不同意，后经不住大臣的诱劝动了心，但魏徵始终不同意。李世民问：“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魏徵答：“高矣。”又问：“德未厚邪？”又答：“厚矣。”又问：“中国未安邪？”又答：“安矣。”又问：“四夷未服邪？”又答：“服矣。”又问：“年谷未丰邪？”又答：“丰矣。”又问：“符瑞未至邪？”又答：“至矣。”李世民最后问：“卿为何不同意封禅？”魏徵坚定地答：“陛下虽有此六福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魏徵的劝谏让李世民头脑清醒过来，不久山东出现涝灾，“封禅”一事不了了之。
　　李世民的大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李世民想多给点女儿嫁妆，魏徵说：“东汉明帝嫁女儿，陪嫁品只有汉明帝姐姐淮阳公主嫁妆的一半，现在陛下嫁长乐公主，嫁妆大大超过了平阳公主(李世民的妹妹)，平阳公主曾带娘子军转战关中、关东，是建立大唐的巾帼英雄，陛下不想想当年汉明帝的做法吗？”李世民把这件说给长孙皇后听，长孙皇后听了，赞叹说：“陛下敬重魏徵，臣妾一直不太了解原因，听陛下这么一说，才知道魏徵能引用礼义抑止陛下的任性，真是安定社稷的重臣，臣妾跟陛下是结发夫妻，关系亲密，跟陛下讲话，还要寻思该讲不该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魏徵只是个外臣，能够抗颜直言，希望陛下听从魏徵的意见。”长孙皇后很感激魏徵的忠直，私下派人送给魏徵丝四百匹，钱四百缗以示敬意，还带话说：“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李世民听政，魏徵觉得有件事没有处理好，当着朝臣面要李世民改正，弄得李世民气冲冲地回到皇宫，激怒地说：“誓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何事，李世民说魏徵又在朝臣面前顶撞自己，让自己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回内宫换上朝服，规规矩矩地向李世民拜贺，李世民不知何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李世民听了，怒气全消，大笑起来。
　　李世民宴请秦王府旧属，长孙无忌、房玄龄、程咬金等人到场，发现魏徵、王珪在座，长孙无忌有些不满，对李世民说：“魏徵、王珪是前太子府属官，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能让他们两人来这里。”李世民笑道：“魏徵、王珪，那时在太子府替李建成他们尽心办事，想谋杀我，确实有些可恶。但我能擢拔用之，今日还能来参加这个酒宴，我算是无愧古人。”又对魏徵说：“有时，我没有听从你的意见，你就不理我，你怎么能这样！”魏徵说：“臣见陛下有事办得不太合适，才提出不同意见。要是陛下跟臣说话，臣应承陛下，那陛下肯定认为臣已经顺承了陛下想办的错事，那错事就有可能要办下去。”李世民说：“那你应承我说的话，过后我们私下再把错事改过来，不就得了。”魏徵说：“古时虞舜告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如果臣进谏陛下办了错事，而表面上顺从陛下的意思，那不就是虞舜的‘退有后言’之意吗？这种做法怎么符合后稷、弃契事奉唐尧、虞舜的心意呢？”李世民听魏徵如此巧妙地把自己比做远古圣王尧、舜，心里又有几分醉意，大笑说：“大家都说魏徵举止疏慢，我倒觉得魏徵妩媚得很，今天大家看出来了吧！”说得在场的秦王府旧属也大笑起来。魏徵离座，拜揖李世民说：“陛下天性开明，所以臣才敢于直谏，要是陛下不接受臣的进谏，那臣岂敢数犯龙鳞？”
　　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徵出任中书省长官侍中，有时尚书省的事务不好决断，李世民也请魏徵庶理，魏徵对事务性的工作不太擅长，在不离大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断，尚书省的属吏无不悦服。前代史籍在隋末动乱中丧失不少，群臣建议盛世要修史，魏徵认为这是一件文化盛事，赞成修史。李世民请魏徵领总编撰，带领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徵对各部史书荐取简正，多所损益。《隋史》序论，《梁史》、《陈史》、《齐史》总论，皆魏徵所作，时人称良史。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各代史书编成，魏徵因功勋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担。魏徵自谦功小禄厚，以年老体衰，眼睛看不清为由，极力推辞侍中一职，李世民经不住魏徵再三请求，免掉了他的职务，但仍封他为特进，知门下事。此后，魏徵不再管理具体的政务，但依然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屡屡告诫李世民在功业有成、天下大治的情况下，要居安思危，居丰思俭，不能骄得自满，功败垂成。当年四月，魏徵上疏强调要“以隋为戒”：“(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李世民“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警示李世民要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很少能到终了。)这几乎成为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一条铁律。魏徵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在奏疏中强调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无不是在深深的忧虑中就治道显著，而一旦功成名就则道德衰退，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许多人做同一件事，开始做得好的有很多，但能够把一整件事做好的就寥寥无几了。)并继续分析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大凡在深重忧虑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统治者志得意满之后，必然玩物丧志，骄奢淫逸。魏徵认为善始善终是保证王朝长盛不衰的根本因素，因此，他特别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水能载船也能颠船，这是应该深刻警惕的。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飞奔的马车，这样可以忽视不理吗？)当年五月，魏徵又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李世民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李世民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李世民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8年)初，李世民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李世民综合两人的意见说：“玄龄与我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我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忽微，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当年五月，魏徵上《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恶政，批评了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魏徵说：“我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荒淫无度，让朝臣寒心，而二儿子魏王李泰受到李世民爱信，大有曾经出现过的李世民夺李建成之位的故事重演。为堵朝臣之口，李世民决定派年老体衰、不再谋事的魏徵为太子太傅，期望魏徵能规正太子，确保大唐江山稳固。魏徵当时已经重病在身，上疏辞请，李世民不同意，强令魏徵应召。宫庭使者到魏徵家，见魏徵只居几间陋室，正厅都没有，回报李世民，李世民很是感动，下令从内库拿出钱财来为魏徵兴建正殿，五天便成功了。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重，李世民派太医救治，临逝前，李世民与太子李承乾至魏徵家，魏徵拉着李世民与李承乾的手说：“我死不算什么事，只可惜不能再忧虑宗周的兴亡了。”魏徵逝后，李世民追赠魏徵为司空，谥文贞。李世民要赠给魏徵皇家陪葬品，魏徵的妻子不同意，只以青布盖住棺木，用一头驴拉着出殡，李世民令长安九品以上官员全数送葬，自己登上西楼，望葬而悲哭。李世民又亲自为魏徵制作碑文，令人刻在石上，葬于魏徵墓前。事后，李世民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徵逝后，太子李承乾完全失去约束，不久被废，魏王李泰也因为争夺太子位被贬死，在长孙无忌的坚持之下，李世民三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贞观末年，李世民亲征高丽，被流矢所伤，很后悔攻打高丽的激怒行为，病中对长孙无忌说：“假如魏徵还在，决不会让我有这样的过失啊！”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夏四月，李世民崩于含凤殿，终年仅有五十虚岁，太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超迈西汉“文景之治”的唐朝“贞观之治”落下大幕，成为回荡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空永不消逝的黄钟大吕。
　　吴兢是盛唐时代的史学家，他在唐高宗李治理政时就致力于收集贞观年间的史料，后历经天后武则天、唐中宗李哲、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共五朝，费尽心力编成了一部《贞观政要》的治政类书，他后来把这部书献给了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这部类书中，吴兢把国家大政分成“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直谏、鉴戒、择官、封建、尊师”等四十个部分，并将贞观年间李世民与他的群臣探讨如何运作这些大政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披载与分述。吴兢认为李世民治世时政令教化，振古而来，从未有之，值得后世效法。贞观君臣“垂世立教”，“典谟谏奏”，都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只要后世君臣“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吴兢对照时政，分析李隆基的开元治政，觉得已远比不上贞观时期，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李隆基提出：“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有了吴兢这样的治政识见与宏大历史眼光，“贞观之治”的本体、章法、运行、成效作为中国政治文明的精粹得到广泛流传，后代帝王常把《贞观政要》作为自己的枕头，对“贞观之治”典礼有加。但后代帝王的功业跟“贞观之治”相比，仿佛都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一些偏私狭隘的人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治体、治论与治业，都是吴兢等人想创造一个政治神话而杜撰出来的。但同样的问题也明摆在历史天平的另一边，后世也有杰出的历史学者兼文学家，为何就没有人能杜撰出另一个时代的政要能够跟贞观时期相媲美？不是不为也，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贞观之治”能够如此辉煌千古，除了“天下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天道循环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上自唐王朝最高统治者李世民及房玄龄、魏徵、李靖等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和黎民百姓，痛定思痛后，能以一种超越万古的豪迈气概审视自己的时代与前进方向。没有人认为自己天生是时代的霸占者，而是把每个人当成了时代前进的推动者，同心协力，互谅互让，真正发挥了“集体”精神，同时又能让每个人、每个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独特心智与个性才能，形成了各得所欲、各取所需的宏大局面。“贞观之治”以群体的豪气超越前人，傲视来者，这是只具小家子气“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朱元璋等人所望尘莫及的。“贞观之治”的核心问题 “公天下”与“私天下”这对矛盾得到了有效处理，李世民、魏徵等把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个人、某家庭、某集团的天下，以这样的立意与气势来理政治国，当然就不会把心智与能力局促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进谏者能直道而行、畅所欲言、剖心露腹，纳谏者能任道而为、虚怀若谷、闻过而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共同绘制出“贞观之治”辉煌画卷。
　　人生在世，能够当一回唐朝人，哪怕是杜撰的，彼愿足矣！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魏徵逃到唐军之中，返回了长安。李建成知魏徵雄壮多谋，将其延入太子府中，出任太子冼马。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春，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反叛。李世民将刘黑闼击败，刘黑闼逃往草原突厥，李世民回洛阳。六月，刘黑闼在突厥的支持下，再次兴兵入山东，山东重新叛归刘黑闼。李渊派淮阳王李道玄带兵镇压，李道玄被击败，河北诸镇又叛。李渊大怒之下派齐王李元吉领兵河北，李元吉慑于刘黑闼的声威，在河北逗留不进，河北战事出现胶着状态。李渊想重新任命李世民为主将，往征河北。魏徵得知消息后，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依从其建议，奏请李渊，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讨伐刘黑闼。魏徵随李建成出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连破刘黑闼叛军。鉴于唐王朝在河北一带的高压政策激起窦建德余部多次反叛，魏徵对李建成说：“前败刘黑闼，唐军捕捉的河北叛军都被处死，残杀太重，有的被赦免，后来也遭惨死，所以人心不附长安，不如大行宽宥，则残贼心安，河北可定。”李建成听从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河北被迅速平定，刘黑闼被擒杀。齐王李元吉忌忖二哥李世民的赫赫功劳，与太子李建成自动结成一线，共谋打击李世民。李世民阴养勇士八百余人，守卫秦王府。在魏徵建议下，李建成也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太子宫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对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不睦的情形，李渊极为痛心，一直做着调和工作，期望新建的唐王朝不因继位问题而反覆。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李渊前往仁智宫(今陕西宜君)避暑，令太子李建成处理政务。在王珪等人的建议下，李建成私召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这事很快被李世民揭发，李渊大怒之下返回长安，召李建成至宫中查究，又令李世民以谋反之罪前往庆州讨伐杨文干，并说：“杨文干的事牵连到太子李建成，恐怕内应很多，你可随机处理。大军返回，立你为太子。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诛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废李建成作蜀王，蜀地僻小容易制服，要是将来李建成不能事奉你，你也容易收取他。”李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李渊在李元吉与太子太师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没有废除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仍令李建成居守长安，而把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不睦的罪责归咎于太子宫和秦王府的臣属们，太子府的王珪等人被流放。
　　李建成假意向李世民赔罪，与李元吉召李世民饮酒，暗中下药想酖杀李世民。李世民为此吐血三天，差点丧命。李渊到秦王府探视，对李世民说：“你们兄弟始终不和，要是都在长安，必定出事。你到洛阳去，自潼关以东由你主持。”魏徵认为，放走李世民于唐王朝的后续稳定极为不利，私下请李建成的亲信臣僚陈说利害，上书谏止，李渊遂罢此议。随后，李建成加紧活动，在李渊面前编派秦王府属吏离间太子与秦王关系的恶行，李世民的谋臣房玄龄、杜如晦都被逐出了秦王府。魏征又用老关系，让李建成拿出重金收买秦王府的心腹将领尉迟恭、段志玄等，形势对李世民非常不利。长孙无忌的妹妹是李世民的王妃，长孙无忌见形势越来越坏，心下十分着急，与尉迟恭、侯君集等人力劝李世民发兵剿除李建成的势力。李世民以兄弟亲情为由没有动手。魏徵让李建成早动手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李建成觉得时机不成熟不同意。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水火之势至此已无可挽回。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初夏，突厥发兵进攻唐境，魏徵出谋，让李建成提建议请齐王李元吉为唐军主帅征突厥，又出谋调秦王府的心腹大将尉迟恭、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秦琼等人为前军先锋，借以完全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发兵前，李世民的亲信率更丞王晊告密说太子李建成与魏徵密谋将在为齐王饯行的宴会上暗害李世民，并坑杀尉迟恭等心腹。得知这样的消息，李世民大惊失色，令长孙无忌急调房玄龄、杜如晦进秦王府，房玄龄、杜如晦初时犹豫不决，不敢进秦王府。李世民让尉迟恭以秦王令带刀相请，二人才穿起道士服伪装进入秦王府，与李世民及众将密商发动政变。六月三日夜，李世民向李渊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李渊听了很惊讶，安慰李世民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次日清晨，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九名悍将伏兵玄武门(长安皇城北门)，段志玄领秦王府勇士封锁皇宫外城门，谋杀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李渊传令召李建成与李元吉入宫，两人以为是讨论出兵攻击突厥之事，没有丝毫防备。早饭过后，李建成与李元吉骑马从玄武门进入皇宫，李世民突然从暗处跃出，张箭射杀李建成。李元吉见李世民射杀大哥，大骂李世民是家贼，李世民心软拔马而逃。李元吉持刀随后追赶，尉迟恭抢过李建成的马，也随后跟来。李世民逃到皇宫春明门外，被树林拦住，无路可进，李元吉赶上挥刀便砍，李世民手里只有一张弓，挥弓相抗，弓被李元吉扯住，两人滚到马下，徒手相搏。尉迟恭放马赶到，举槊相刺，李元吉不敌，急忙逃往武德殿，被尉迟恭追上杀掉。太子府的大将薛万彻等人得知凶讯，率兵屯于玄武门，杀屯门将军，又扬言攻击秦王府。尉迟恭得手后，持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宣示太子府的兵将，薛万彻等人知道大势已去，各自逃散。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后，李世民令尉迟恭入宫护卫李渊，国政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虽痛惜被杀的李建成、李元吉，但在此情势下，不得不封李世民为太子。过了两个月，李渊又将皇帝位让给李世民，李世民继位当皇帝，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以火拼兄弟的方式夺得了大唐最高治政位置，其实是坐到了烤炉之上。唐王朝初年的国力与刚刚垮台的隋王朝鼎盛时期相比，相差何止十倍百倍，要想把国家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并超过隋王朝谈何容易。对此，李世民不得不作比前代王朝开国皇帝更加深远的长久打算，以期把天下带入到和平安定的太平盛世。长期的征战，让李世民具备了相当良好的军事素养，在领兵打仗方面，整个唐王朝还挑不出另外的人能跟李世民相抗衡。但当最高治政者，特别是想当一个让天下仰慕的好帝王，这似乎需要比带兵打仗更具有长远的建设眼光与谐和意识。刚登太子位，李世民立即显示与常人不同的帝王胸怀。有人建议说尽杀李建成太子府与李元吉齐王府的侍从与属官，尉迟恭认为进一步滥杀只会激起忠于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党徒的痛恨，会对以后的事业不利，建议首恶已除，余皆不论。李世民觉得尉迟恭的建议能化解两大派系间的仇怨，下诏令大赦天下，对李建成、李元吉的余党一概不问，还派人将参与玄武门战乱的太子府将军薛万彻等人召集回来，授予官职，又把太子府的属吏王珪召到朝廷任谏议大夫。
　　魏徵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李建成谋害李世民的许多主意都出自魏徵。李建成死后，逃亡的魏徵被人捕了回来，李世民亲自审问魏徵，问：“你何为离间我们兄弟！”魏徵不卑不亢地答道：“先太子早听我的计谋，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李世民听了，知道魏徵傲骨非常，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下令开释魏徵，还拜魏徵为詹事主簿。李建成与李元吉在唐帝国的开国之战中，构筑的势力远不止京城的太子府与齐王府，在全国各地都有两人蓄养的爪牙，为安定这些人的情绪，李世民又派魏徵宣谕关东。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太子府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魏徵当即制止说：“我受命之日，朝廷已经赦免了前太子府、齐王府的左右属官，现在你们押送李志安、李思行等人，谁不怀疑朝廷的赦免是假！我虽怕遭受嫌疑，但不能不为国家考虑，况且朝廷以国士之礼待我，我敢不以国士的态度报答国家吗！”当即命令释放李志安、李思行等人。随后，魏徵下令禁止互相之间告发罪恶，并将两府其他将吏全部宽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的处事方法深为敬佩。为此，全国形势迅速稳定下来，没有因为皇位争夺造成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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