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释奠礼

　　中国历来重视礼仪对民众的教化与训导作用。释奠礼作为祭祀先圣先师的大型礼仪，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释奠礼最早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出征返国，或天子视学，都须行释奠礼。然而，释奠礼的具体行礼过程，《礼记》中并无明确的详细记载。
　　早至汉代，儒家学派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功用已被社会广泛重视。汉高祖出行经过鲁国，特意用太牢祭祀孔子。西汉武帝始立太学。东汉明帝又立辟雍，并于辟雍亲行大射礼、养老礼。《后汉书》记载:“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虽然亦为一时之大观，但释奠礼却阙而不备。
　　魏晋之际，皇太子学通一经之后，即于辟雍行释奠礼，以太牢祀孔子，颜渊配享。刘宋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用晋的旧制，并撰写释奠仪注。礼毕，皇帝亲临，宴会群臣。释奠礼一直延续到陈朝。梁陈之间，礼毕后皇帝会举行宴会，太子与群臣吟诗作赋。《隋书经籍志》上有“齐释奠会诗一十卷”。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亦行释奠之礼，但风俗与南方有所不同。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建元七年，“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束脩是学生入学时所行之礼，与释奠毫不相干，苻坚将二者混为一谈。可见前秦文化虽盛，到底是战乱中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汉地礼制还不十分熟悉。此后，北魏亦多次行释奠礼，主要延请大儒为皇帝讲经。这是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文化、提升政治素养的表现，并不重视礼仪本身。北周武帝下诏:“诸胄子入学，但束脩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即为恒式。”显见是学习南朝的制度。然而，北周释奠礼杂祀苍颉，不伦不类。北齐通例，给皇帝讲经后、或皇太子学通一经后，须释奠于孔庙。此外，新立学校与春秋二仲，都须行释奠礼。这种规定，融合了当时南北方的风俗与经书的记载，全面而精当。《隋书》记载，“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
　　唐代的释奠礼在北齐与隋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在具体的细节上则糅合了南朝的制度。《唐六典》国子监条:“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回配。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从祀焉。祭以太牢，乐用登歌，轩县，六佾之舞。”这些规定，与汉地原有的礼制并不抵牾，甚至更详尽精密。然而，在释奠的行礼过程中，却表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色。
　　《旧唐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代的几次释奠礼。一为武德七年，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后在《儒学》传中补叙:“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一为永泰二年二月的释奠，“令京兆尹黎干造食，集诸儒、道、僧，质问竟日”。一为同年八月的释奠，“京兆府置食，讲论……又有教坊乐府杂会，竟日而罢。”《新唐书》也记载了永泰二年的两次释奠礼，“杂以教坊工伎”、“京兆设食，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宴……又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其《儒学》传记尹愔:“每释奠，讲辨三教。”
　　与前代相比，唐代释奠礼的特点之一是:不仅讲论儒家经典，而且兼及佛道两家，三家辩论经义。无怪乎宋人林駉在《源流至论》一书里评论道:“唐人外有尊经之名，而不知尊圣之道。圣经杂于释老。故高祖释奠，浮屠惠乘、道士刘进喜乃得与徐文远、陆德明同讲。高宗已数招李元植与方士、浮屠讲经。”提倡三教同尊，不始于唐。梁武佞佛，且有《述三教诗》尊崇佛、道。然而，毕竟释奠是儒学大礼，唐以前的讲经还是限于儒家经典。
　　唐代释奠礼的另一特点是:不仅奏陈雅乐，而且有京兆府供食、教坊杂乐倡优助兴。据《旧唐书》记载，永泰二年代宗下诏封赏鱼朝恩，于国子监上“京兆府造食，内教坊音乐、竿木浑脱，罗列于论堂前。”这种用教坊杂乐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宋朝。宋徽宗大观年间下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由以上文献记录可见，唐代的释奠礼于历朝中都是颇具特色的。为何会产生这些特点呢?既然不是汉地的传统，或许可从外来文化影响的角度加以考虑。《大唐西域记》描述了印度曲女城的法会:“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奏音乐。……馔食已讫，集诸异学，商攉微言，抑扬至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得更为详细，有“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王遣内外并设食”。唐代的释奠礼与此颇为类似。此外，唐代所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也为学界所公认。故而，或许可以推测:唐代的释奠礼是受了西域法会的影响。直至宋代，此风才逐渐被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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