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儒道释

　　玄宗李隆基有鉴于武则天、韦氏均是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尽量神化太上老君，抑起崇拜狂热。李隆基多次到玄元皇帝庙跑拜，并多次追加太上老君的封号，天宝十三载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并令天下各州建玄元皇帝庙，每年依道法斋醮。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同时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
　　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玄宗还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以道士为师。
　　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
　　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序，令天下学者习之。
　　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道教的重要经典《道藏》便是此时成书。
　　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名著至今的《霓裳羽衣曲》便是李隆基自制于太清宫，并亲自教道士步虚声韵。
　　由于玄宗的种种措施，道教的发展可谓是空前绝后，除元代略能比之，历史各代无复为以。而当时朝庭的士大夫也多信道教，如贺知章、李白等人。
　　玄宗虽然极尊道教，但对于佛教也并非抑制其发展，如善无畏、金刚智传入的密宗，有利于唐的统治。金刚智被玄宗礼为国师，初居慈恩寺，又移大荐福寺，并随玄宗往返东西二京。再者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敕令全国诸州设置开元寺，道观也改称开元观；而新建立者亦以‘开元’命名，作为国家统制佛、道二教之机关。在玄宗之前的中宗，曾于神龙元年（705）敕令全国设置龙兴寺，作为宗教机关。到玄宗设置开元寺后，龙兴寺成为举行国忌法会之所，开元寺则成为行国家祝典之处。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云："开元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
　　安史之乱始，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得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而道教也遇此战乱的波及，“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然而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冲突日深，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道教则始终是唐代的国教，且道教在安史战乱之时并没发展，反而地少道稀。
　　武宗即位，又极尊道教。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永为常式，即使是军务也不在此限。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也即第三武厄）。武宗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敕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这次佛教法难的成因除佛道冲突外，是佛教集团的腐败堕落，国家财政上的问题而产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载，此次中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可见其时破佛之凶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年，即946年，武宗因服食道教的金丹而中毒身亡，在位仅六年。
　　宪宗在位，最著名的事便是迎佛骨。其实迎佛骨之事在唐代统治者最早始于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但此时仍未迎入宫中，只是下诏建基；而至显庆五年（660）则迎入东都禁宫中供养，此后中宗、肃宗也曾供养。至宪宗，至元和十四年（819）迎入宫中，后送京城十寺以供礼敬。名儒韩愈上表《论佛骨表》，然而开罪于宪宗，贬至潮州。实此时之政治环境，宪宗迎佛骨之举，并全因个人问题。入唐之后，道教虽得朝庭大力支持，佛教虽也经第三武之厄，但道教始终发展不如佛教，是以道教虽然贵为国教，而太宗等人对于佛教仍不得不抚以安稳。而韩愈以重建儒学道统，恢复儒学精神为其学术上的追求，中唐的官学僵化，而佛道两教之盛，韩愈便不得不对佛老行以批判。其时韩愈上表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段言六朝祚短由于信佛；第二段引高祖毁法事为则；第三段斥迎佛骨之伤风败俗。唐代批佛始于傅奕，期间各朝各代俱有名臣上表，然言语之酷烈，其心之坚，首推韩愈一人。但实至上唐代确立的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而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多在诗文，而非玄理，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并不多。是以韩愈之举，除欲重扬儒学外，无甚政治上建议，也无甚新理论，并且佛教势力自武则天之后，一直很盛，韩愈此举无疑不利于朝庭。
　　再如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三月又迎佛骨至禁中，后置于安国、崇化二寺。其时也有李蔚等人上书，但懿宗不从反而更盛大迎佛骨之举，比之元和场面更为壮大，"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花费极为奢侈。
　　而另一古文运动倡道者柳宗元，与韩愈批佛并不同。柳宗元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在儒学的基础和框架内融合老，进而融合百家，重建新说。柳宗元认为韩愈只看到佛道两家的表面，并没有看到其精神实质，而应求儒佛之同，弥儒学之不足，""通而同之，用以佐世"。柳宗元认为佛教不仅讲生老病死、苦集灭道，而且并不排斥与儒家伦理相通的孝敬、众德等观念。他在《送元师序》中说得很明白："今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达，遗情以贵虚。今元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末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衰，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川道者钦?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诲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焉师，吾见其不违且与懦合也。"
　　安史之乱后，唐步入衰落，各地节度使拥兵之重，实与周朝诸侯国境况无疑。而佛道两家之冲突也弱于先前，道教仍受统治者继续扶植，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但比之盛唐则是由盛而衰。于儒家，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几代皇帝虽然都力图恢复当年贞观、开元盛世，但中央政权败落，唐王朝风雨飘摇，最终达不到目的。于是安史之乱之后的儒学思想家，几乎无不关注科举考试的改革以及纯洁士风等问题。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等名篇，以及李翱的《复性书》，就其伦理学的意义而言，似乎都是建儒学道德体系的努力和尝试。但"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在唐一代的发展远远比不上佛道两教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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