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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历史

唐代之儒道释

繁体中文】  作者:佚名   发布:2014年08月05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玄宗李隆基有鉴于武则天、韦氏均是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家王朝的事实,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这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玄宗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尽量神化太上老君,抑起崇拜狂热。李隆基多次到玄元皇帝庙跑拜,并多次追加太上老君的封号,天宝十三载尊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为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圣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则天、和思、昭成皇后加“顺圣皇后”之字。这样,使唐代开国以来的帝、后均和“大圣祖”老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并令天下各州建玄元皇帝庙,每年依道法斋醮。又多次下令给玄元庙更改名称,加西京改太清宫,东京改太微宫,诸州改紫极宫,并为之选配道士,赐赠庄园和奴婢等。同时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楼观山间,闰四月,迎置兴庆宫。
  二、尽量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七月,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并规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决罚,违者处罪,借以维护道教的尊严。玄宗还经常召见道士,拜官赐物,甚至亲受法,以道士为师。
  三、规定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对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灵山仙迹,都规定了崇礼醮祭制度。
  四、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
  五、规定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序,令天下学者习之。
  六、搜集天下道书并进行整理和传播。道教的重要经典《道藏》便是此时成书。
  七、大力倡导斋醮和道教乐曲。名著至今的《霓裳羽衣曲》便是李隆基自制于太清宫,并亲自教道士步虚声韵。
  由于玄宗的种种措施,道教的发展可谓是空前绝后,除元代略能比之,历史各代无复为以。而当时朝庭的士大夫也多信道教,如贺知章、李白等人。
  玄宗虽然极尊道教,但对于佛教也并非抑制其发展,如善无畏、金刚智传入的密宗,有利于唐的统治。金刚智被玄宗礼为国师,初居慈恩寺,又移大荐福寺,并随玄宗往返东西二京。再者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敕令全国诸州设置开元寺,道观也改称开元观;而新建立者亦以‘开元’命名,作为国家统制佛、道二教之机关。在玄宗之前的中宗,曾于神龙元年(705)敕令全国设置龙兴寺,作为宗教机关。到玄宗设置开元寺后,龙兴寺成为举行国忌法会之所,开元寺则成为行国家祝典之处。如《佛祖统纪》卷四十云:"开元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
  安史之乱始,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得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而道教也遇此战乱的波及,“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然而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冲突日深,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道教则始终是唐代的国教,且道教在安史战乱之时并没发展,反而地少道稀。
  武宗即位,又极尊道教。开成五年(840)正月,刚即位便下敕规定:二月十五日大圣祖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日永为常式,即使是军务也不在此限。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也即第三武厄)。武宗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敕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这次佛教法难的成因除佛道冲突外,是佛教集团的腐败堕落,国家财政上的问题而产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载,此次中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可见其时破佛之凶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年,即946年,武宗因服食道教的金丹而中毒身亡,在位仅六年。
  宪宗在位,最著名的事便是迎佛骨。其实迎佛骨之事在唐代统治者最早始于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但此时仍未迎入宫中,只是下诏建基;而至显庆五年(660)则迎入东都禁宫中供养,此后中宗、肃宗也曾供养。至宪宗,至元和十四年(819)迎入宫中,后送京城十寺以供礼敬。名儒韩愈上表《论佛骨表》,然而开罪于宪宗,贬至潮州。实此时之政治环境,宪宗迎佛骨之举,并全因个人问题。入唐之后,道教虽得朝庭大力支持,佛教虽也经第三武之厄,但道教始终发展不如佛教,是以道教虽然贵为国教,而太宗等人对于佛教仍不得不抚以安稳。而韩愈以重建儒学道统,恢复儒学精神为其学术上的追求,中唐的官学僵化,而佛道两教之盛,韩愈便不得不对佛老行以批判。其时韩愈上表的内容大致如下:第一段言六朝祚短由于信佛;第二段引高祖毁法事为则;第三段斥迎佛骨之伤风败俗。唐代批佛始于傅奕,期间各朝各代俱有名臣上表,然言语之酷烈,其心之坚,首推韩愈一人。但实至上唐代确立的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而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多在诗文,而非玄理,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并不多。是以韩愈之举,除欲重扬儒学外,无甚政治上建议,也无甚新理论,并且佛教势力自武则天之后,一直很盛,韩愈此举无疑不利于朝庭。
  再如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三月又迎佛骨至禁中,后置于安国、崇化二寺。其时也有李蔚等人上书,但懿宗不从反而更盛大迎佛骨之举,比之元和场面更为壮大,"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花费极为奢侈。
  而另一古文运动倡道者柳宗元,与韩愈批佛并不同。柳宗元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在儒学的基础和框架内融合老,进而融合百家,重建新说。柳宗元认为韩愈只看到佛道两家的表面,并没有看到其精神实质,而应求儒佛之同,弥儒学之不足,""通而同之,用以佐世"。柳宗元认为佛教不仅讲生老病死、苦集灭道,而且并不排斥与儒家伦理相通的孝敬、众德等观念。他在《送元师序》中说得很明白:"今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达,遗情以贵虚。今元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末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衰,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川道者钦?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诲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焉师,吾见其不违且与懦合也。"
  安史之乱后,唐步入衰落,各地节度使拥兵之重,实与周朝诸侯国境况无疑。而佛道两家之冲突也弱于先前,道教仍受统治者继续扶植,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但比之盛唐则是由盛而衰。于儒家,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几代皇帝虽然都力图恢复当年贞观、开元盛世,但中央政权败落,唐王朝风雨飘摇,最终达不到目的。于是安史之乱之后的儒学思想家,几乎无不关注科举考试的改革以及纯洁士风等问题。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等名篇,以及李翱的《复性书》,就其伦理学的意义而言,似乎都是建儒学道德体系的努力和尝试。但"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在唐一代的发展远远比不上佛道两教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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