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夏朝皇帝：前五子后五子

　　《尚书》中有一篇叫做《五子之歌》，虽然有人说它是伪作，但太史公还是将其收入到《史记·夏本纪》中了。司马迁还根据孔安国为该篇所做的说明记叙了太康丢掉了他的国家（王位），兄弟五人在洛河拐弯的地方（洛水并无明显弯转之处，疑为洛河入黄河之河湾，待考）等待他，创作了《五子之歌》。《尚书》的训诂里说得更为清晰：“大康这位王啊不好好料理国事（占着茅坑不拉屎），整天享乐不论道德，闹得百姓们（不是奴隶，都是城市平民）都有了二心（死于安乐）。他玩乐出游毫无节制，到洛河南方野外打猎，一百天过去了都不回来。有穷国的后羿（是国君‘羿’的意思，也不是射日的那个后羿，只是山东人惯于如此称呼，比如略早几十年还有伯夷和伯益两位舜手下的重臣，后者还曾和启争夺王位）趁着老百姓忍无可忍之时，带着人马守住黄河不准太康回归（当时都城是斟鄩，在黄河以北）。太康的五个兄弟（五子）保护着他们的老母亲跟随落魄的太康，跑到洛河水湾的地方等着他。等着等着，五人都很怨恨太康，于是追述大禹的教导作成几首诗歌。被《尚书》记录下的正有五首，是为了与“五子”相对应，这五首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先王教诲，人民可以亲近但不可看轻。人民是国之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定（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说“稳定压倒一切”）。在我看来，天下任何一位男女都能胜过我。一个人错误很多，民怨怎会明白在哪里？为的是看不见怨恨，我面对亿万老百姓，怕的就是那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马车。作为万民之上的国君，怎能不小心谨慎？”
　　“先王告诫说，在王宫内沉迷于女色，在郊野外沉迷于游猎，整天喝酒听音乐，喜欢造高大的房舍和宫墙。在这些恶习中只要沾染上一条，就没有不灭亡的。（估计那些糟糕的事太康都犯了，几个兄弟实在看不惯了。）”
　　“那位伟大的陶唐氏帝尧，拥有这块广阔的疆土。现在没有按照他的法度治理国家，搅乱了他的方针政策，才有此灭亡的下场。（可以用来告诫中国领导人不要背弃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们伟大的老祖宗，是无数国家共同拥戴的君王。他立下了法典和准则，留给他的子孙。城门口的税收、粮食生产的提成平均化，国库就会充裕（当然，国库里的都是王的私有财产）。荒废先王的这些传统，肯定要使祖宗的祭祀被颠覆。（告诫后世不要横征暴敛）”
　　“唉呀，我们可以回到哪里去啊！（无家可归）我伤心，我痛苦！老百姓都恨我们，我们还能去依靠谁？我心里好郁闷，我脸皮虽厚但还是惭愧万分。我没有小心的执行祖宗传下来的治国方略，现在后悔了还可以挽回吗？（当然不能）”
　　从这五首诗歌的内容来看，象是一幕舞台剧。前四首是太康的兄弟们借先王的教诲责备太康的，而最后一首象是太康后悔以前的所作所为，以表达自己现在痛苦的心情。这么一来，所谓“五子”就应当包括太康，这就与《尚书》训诂有所出入了。我无法理解这个问题，也没看到先贤对此的解释，只好权作《五子之歌》是伪书的依据了。
　　太康既没有他曾祖父鲧偷“息壤”、救万民的思想境界，也没有他祖父禹治洪水、灭三苗的文治武功，还没有他父亲启除伯益、伐有扈的心计手段，他有的只是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对音乐、文艺的酷爱（启曾创制大型宫廷祭祀歌舞《九辩》、《九歌》）和对郊游打猎的执著。他是位没什么治国能力的君主，也不体恤民情，还征收高额的税款建造豪华的公寓，而且在任用官员方面缺乏识人的本领。太康初年，野心勃勃的有穷国主羿就进入中央高层，参与决策国家大事，且与太康之弟仲康串联，在太康出游之时甚至不出游之时把持朝政。《帝王世纪》、《通鉴外纪》和《路史·后纪》都说这位无能的王在位长达29年，《路史·后纪》更是清楚地说他在位的第十九年上失了国。根据我以前的推算，这当在公元前2031年。这以后又过了十年，太康终于老死了，其弟仲康在羿的扶植下成为真正的国君（其实太康在外流浪的岁月里，他已是执政了）。在公元前2031年后的十年中，太康再在也没有回到过黄河以北的都城，也没人为他去打抱不平，可以说这些年里他无所事事，究竟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悔过呢（悔之晚矣），还是继续他那荒唐的郊游打猎生涯，我们不得而知，也不需要弄明白，因为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以上就是夏后太康时的“五子”，也就是后“五子”。

　　说来也巧，在这之前也出过一位“五子”。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在太康之父启去世前五年曾经流放过一个叫“武观”的儿子到西河去。后来在启去世前一年，这个儿子就在西河造反，结果被彭伯寿帅师扫平。按照我的推断，武观到西河应该在前2045年左右，而武观反叛是在前2041年左右。这个“武观”又作“五观”，因为是王子，所以也被称为“五子”，也就是前“五子”。《墨子·非乐上》引用《夏书·武观》曰：“启子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筦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说的大概意思是，启的儿子贪于女色，喜欢玩乐，在野外打猎饮食，他还喜欢看歌舞表演，结果被老天抛弃。（内容和《五子之歌》相似。）在《水经·巨洋水》中，郦道元说：“《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该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为观。”《左传·昭元年》注：“观国，今顿丘卫县。”这个顿丘就在现河南省清丰县一带，正在黄河西岸，与“西河”相符。
　　如此分析，这里的条理也就清晰了：启之子武观不遵守王子的规矩，整天贪恋女色酒食歌舞和打猎，激怒了启，于是把他封到今河南省北部的黄河以西（当时夏都城在黄河以南），离他越远越好，最好永远别再看见。结果，武观到了自己的地盘上便有了野心，看着父亲一天天衰老下去就想着可以即位当国君，可是父亲喜欢长子太康，而自己被流放并没有指望顺利即位。于是，他慢慢地策划起造反来。到了启快死的前一年，武观眼看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就正式反叛起来。可没想到，启毫不留情，派遣重臣彭伯寿（从名字看可能是祝融一族）带了大队人马前来镇压。武观的部下大多是他家臣，未经什么正规的军事训练，哪里敌得过彭伯寿的大军？没多久，武观兵败投降。他投降后的结局并无记载，推测下来应该没什么好结果，不是被杀就是终生监禁或终生流放。以后，也就再没有他的影子了。
　　以上是前“五子”的事，内容不多，但是却令我思考了一些东西。在《旧约·撒姆耳记下》中写着希伯来人的第二位国王大卫（犹太人的领袖，并不是所有希伯来人都欢迎他）晚年发生的一场叛乱：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奸污另一个儿子押沙龙的同母妹他玛，于是押沙龙怀恨在心，终于定计将暗嫩谋杀。大卫知道了此事后就流放了押沙龙，但后来又原谅了他。押沙龙通过大卫手下的统帅约押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又重新见到了父亲大卫。但大卫决定立幼子所罗门继承王位，这造成包括押沙龙在内多个儿子的嫉妒。押沙龙是这些儿子中最英勇的，也是最先动手的。他开始收买人心，过了四年他去了希伯仑，正式开始军事准备，并和大卫手下有名的谋士联合。但事情被大卫发觉，在叛军到来之前他便逃离了耶路撒冷，后又利用叛军中的内应打败了押沙龙，并将他杀死。
　　这个故事不和前“五子”的情节颇为相似吗？我不知道希伯来人是否知道这件事，但我却认为那些记载中所罗列武观的恶行可能是根据后“五子”的内容篡改的，武观未必是个如此荒淫的人，他很可能也如押沙龙那般是位英勇的王子。
　　从古至今，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前后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比如，当代的贾海生先生，他在一篇文章中就这么认为。他将屈原《楚辞·离骚》中前“五子”的几句重新作了解释，他认为“夏康娱以自纵”中“夏康”就是太康，然而《离骚》中都是“康娱”连用的，表寻欢作乐之意。他还将“五子用失乎家巷”解释为五子因此（“用”即此意）失去了都城，可是从《离骚》中看“用”后面总是跟一个可不译的助词，比如“用夫”、“用而”等，即“失”要么是衍出来的，要么是“夫”的误写，没有失去的意思。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五子因此发动内乱。（巷，讧。家巷，内讧。）贾海生先生的文章中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整理了古籍中引用到的夏代文献的“原文”，十分详尽，做了很好的工作；而且他认为应当按照各种史料增补纠正《史记》中的错误，这种想法也相当正确。但从他对《离骚》句法的错误解释来看，他的文字水平还不高，尚需慎言。
　　无论前“五子”和后“五子”是不是一件事，都表明夏代前期政局并不稳定。启最初与益争夺王位，后来又发生了有扈国不服从中央领导的事，接着是武观之乱，而后就是太康失国，胤候征讨羲和，寒浞谋杀穷羿，过浇杀害相等等。在前2069年到前1960年左右的一百多年里，夏代没有太平过，五个夏王中，战死一个（禹死于会稽），流放一个（太康流于野），被杀害一个（相亡于斟鄩），剩下的两个中启一生多次经历叛乱事件，仲康在位时不但没有实权，而且还有征讨事件发生。直到少康中兴之后，夏代才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不过它的强盛时间也不长。对于后面的商代来说，夏代的政权组织形式还不够完善，所以有如此状况。而商代强盛的时期和贤明的帝王明显多于夏代，这和夏代为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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