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申遗

一方面，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另一方面，一个项目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就会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突破口。当文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时，便很可能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逻辑，直接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在无节制的利欲面前，即便博大精深，也不能避免其衰落的命运。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要说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会越来越多，就是中华文明整体“申遗”也不会出人意外。

【现状】

在中国式申遗的框架中，各地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一旦成功，便觉得一劳永逸，开始一味地无序开发，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了原本遗产保护的承诺。一些世界文化遗产明明已经不堪重负，管理者偏偏熟视无睹，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罔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危。

“申遗热”背后的文化焦虑

6月28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两个申遗项目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和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喀斯特”高票获得通过，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两个的“中国速度”，再次点燃了我国的申遗热情，一些地方使出浑身解数，向申遗冲刺。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100多个，这还不包括许多没有得到国家批准仍在孜孜不倦努力的项目。如此高涨的申遗热潮在西方人眼里真可谓荒诞不经，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会上还通报了另一个事实：包括颐和园、三江并流、丽江古城等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景点同时受到黄牌警告，并要求三江并流在下届遗产大会上必须再次接受“验收”，若没有明显改善，将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可排一个世纪的申遗大军

申报世界遗产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热门性的话题。虽然中国起步较晚，但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至今，我国已经有35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排名全球第三，是世界遗产大国。从目前的情况看，申遗最热的仍然是中国。

“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专案的规定。照这样计算，中国要完成现在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官员郭旃透露，目前中国有上百处景观或古迹被列入申遗“预备清单”。

尽管每年每个国家申遗名额极其有限，门槛也提高了，但申遗角逐依然十分激烈。

为了达到申遗要求的条件，申遗所在地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刚刚申遗成功的云南石林来说，据了解，申遗15年来，当地根据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的要求，全面启动了建园75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景区提升改造工程。在原来划定的一、二、三级保护区基础上划出特级保护区，特级保护区内禁止一切人员进入。

即便所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完全具备了申遗的标准，但也不一定就能马上被批准。据资料显示，福建的土楼国内外专家都已经论证完毕，全部符合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在长长的申遗大军中排队等候。而澳门的历史建筑群却后来者居上，先它而批，获得世界遗产称号。

金钱的诱惑？

“石林若能申遗成功，其优秀的自然资源便能按照国际标准得到永久保护，同时能够极大提高石林的知名度，推动云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石林县一位官员对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充满了期待。

当年，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并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云南丽江古城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占了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50%。

2006年7月13日，安阳殷墟申遗成功后举城欢庆，一年后，世界遗产殷墟给安阳市民带来了诸多“申遗”成功的好处：游客来的比以前多多了，商贩们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景区讲解员也忙活了，工资也提高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也从原来的每天只挣几十元到现在的一百多元。更让人惊叹的是，申遗成功后，殷墟遗址门票一年收入高达千万元，比以前翻了五番。这更让热衷申遗的地方政府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一些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可能性，一些地方纷纷标榜，有条件的一定要申遗，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申遗。

如此密集的申遗动作和如此壮大的申遗队伍，其诱惑力可以窥之一二。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表示：“很多地方政府不惜花大力气投入，主要是因为申遗成功后所带来的旅游商机和经济利益。”

为短视行为埋单

1981年，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初衷很简单也很明了，就是以“申遗”来保护宝贵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然而26年来，这个初衷渐渐成为人们的谈资和学者的一厢情愿。

在中国式申遗的框架中，各地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一旦成功，便觉得一劳永逸，开始一味地无序开发，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了原本遗产保护的承诺。一些世界文化遗产明明已经不堪重负，管理者偏偏熟视无睹，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罔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危。

“在我国，申遗不只是一些政府和少数干部追求政绩的表现，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丰厚的经济回报，使人们趋之若鹜――只要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从而赢得巨额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世界遗产研究专家吕舟对“申遗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事实上，商机利益至上的“中国式申遗”正在为自己的短视行为买单。6月28日，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向中国亮出的六张黄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被黄牌警告的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无不都是以“保护遗产”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开发旅游资源，或者大幅提高门票价格，以获巨额收入，却很少来维护景区，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据了解，我国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主要原因是在开发与保护中“缺绿”。丽江古城尽早开发相关旅游产业，追逐商业利益，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牵一发而动全身，严重打乱了以人类为主体的原生态“生存链”，使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涵变了味道。

为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多个场合一再给申遗热“泼冷水”。他说，我们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无论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还是准备申遗的项目，都要加强保护，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绝非唯一选择。

【方向】

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及环境恶化、旅游开发等的威胁，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后工业时代社会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后工业时代：文化遗产期待救赎

“今天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几乎全被踏倒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曾这样感叹文化遗产的现状。

剪纸、泥塑、雕刻、木偶、花鼓灯、黄河号子、毛笔、原生态民歌演唱……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由于受人类社会结构和环境改变的影响，以及其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必然带来它的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的发展趋向。

面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环境恶化、旅游开发等威胁，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后工业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救赎困境

“在后工业时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田青说，在中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都标志着一份文化的流失。

“申遗”是最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总是以“申遗”来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即便等上一年两年都不在意。

7月2日，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保护专家董耀会表示，申遗本身作为一种利益驱动，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其负面影响，但总体上说有利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就拿长城来说，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尽管在旅游开发上存在一定的破坏性因素，但实际上，申遗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长城这一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即便申遗失败，各地在申遗过程中能够学会尊重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规律，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申报过程也是认识提高文化遗产的过程。

但仅靠申遗来救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方式也太过单一，力度也显得太过单薄，更何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据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介绍，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依法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有待加快，保护机制急需完善。

孙家正说，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将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当作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

全民守护

“申遗只是保护文化的一种形式，本身并不具备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能。”一位论者较早前就已经指出。

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众专家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靠每一个公民的积极努力和参与，努力抢救民族记忆，把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活灵活现应用在生活当中，从而使文化遗产有效地得以传承和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只有人人提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个个去关心与呵护，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

田青坦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应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努力唤醒民族记忆，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高度，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血脉、民族的根。

让文化遗产“活”在民间，让文化遗产永远扎根于民族这块沃土之中。保卫我们的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样本】　　黄河号子：原生态文化的漫漫申遗路

7月12日上午，孟州市黄河开仪风景区人声鼎沸。

20余名头扎白头巾、一身老船工打扮的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每人紧攥着一根绳索，绳索的另一端都系在一个百余斤重的石硪上，在领唱者的带领下，大家十分默契地“哼――唷”吼应着，齐刷刷地用劲把石硪带起一人多高，随后伴着“嗨――唷”声，用力使石硪重重地砸下去。整个过程十分协调、自然和轻松，就像陶醉的舞者。在场外，高亢雄浑的歌声和石硪落地时的“嗵嗵”声响彻整个黄河岸边，赢得了众多围观群众赞许的欢呼声。

这是孟州市河务局职工在孟州市黄河开仪风景区演练喊唱黄河号子的情形。那高亢雄浑的歌声就是黄河文化的一支奇葩――黄河号子。它是历代黄河河工在治黄实践中用汗水哺育的一项黄河文化，它不仅是传统治黄实践的浓缩，而且也是推动抗洪抢险施工的中坚力量。

可是，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老河工的退休，加之传统的人工抢险被高性能的机械抢险所代替，黄河号子也逐渐被人淡忘，处于濒临失传的境地。

为了使黄河号子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今年2月，黄河号子入选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月底，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向国家递交了将黄河号子申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的申请。

一个时代的缩影

5000年来，日夜奔腾的黄河水，从不缺少黄河船工号声的陪伴。

据有关资料显示，黄河号子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的河曲、河津、芮城等县。它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边，漂泊在黄河上的船工们与黄河风浪搏斗的过程中，用智慧创作出来的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劳动结晶，也是黄河传统行船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标本，从侧面佐证了传统行船时代的辉煌。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作业在黄河上的传统船只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顺河而下、逆流而上或者航行过程中遇到了危险，黄河船工必须也只有依靠自身力量，齐心协力排除万险，保证满载的货物和满船的生命顺利到达。黄河号子就应运而生，成为了黄河传统行船时代独特的“无线电”遥控指挥信号。

后来，由于传统工业的生产发展，黄河两岸贸易往来增多，货船要经常横渡黄河，黄河船工们又摸索出了急促而有力的“抛锚号”和“抡大锚号”，即向前抛锚，然后利用水的冲力推船横渡。此后，这一行船方式广泛应用于船舶行使黄河两岸，即便是对今天的富有高科技含量的轮船航行仍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随着黄河船舶业的日渐发展，作为行船指挥信号的黄河号子走出了黄河和黄河船工，走进了黄河两岸人民的娱乐生活之中。7月12日，孟州市河务局职工在孟州市黄河开仪风景区演练黄河号子的情形，就是黄河号子融入黄河子孙生活的一个缩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机械化在船舶业上的广泛应用，黄河船工的数量开始锐减，传统的人工抢险被机械抢险代替，加之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指挥信号”的黄河号子失去了固有的依托环境，逐渐被人淡忘，处于濒临失传、灭绝的境地。

抢救性保护

面对黄河号子高高挂起的濒临消逝的“红灯”，无数黄河子孙开始忙碌起来，决心保护好黄河的这一文化瑰宝。

李富中是保护黄河号子最上心，也是最忙碌的一个。他深深记着上班的第一天祖父跟他说的话：“富中啊，我岁数大了，还有那么多黄河号子，我琢磨着不能丢，你一定要学会并发扬光大。”

李富中是谁？他是孟州市黄河河务局原局长。他一家从曾祖父开始四代都是黄河河工，都为保护黄河号子这一原生态文化瑰宝、丰富黄河文化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李富中，更是挖掘、保护黄河号子这支黄河文化奇葩的代表人物，也是黄河号子申遗的中坚力量。

接过传承和弘扬黄河号子的接力棒，李富中就被黄河号子的高亢、激昂、雄浑深深吸引，为生活中有这样的文化瑰宝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可每当想到黄河号子面临失传、灭绝的境地，心里倍感压力，决心进行抢救性保护，一定要把黄河号子传扬下去。

于是，李富中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几乎都用来练唱黄河号子，一方面记词儿，一方面揣摩韵味儿。掌握了全套黄河号子的唱法后，他还发动黄河河务局的工作人员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把黄河号子进行整理加工，形成了相对完备且珍贵的资料，为保存这朵黄河文化奇葩创造了第一手资料。

在了解到黄河号子的严峻现状后，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决心启动“申遗”这样的大动作。今年2月，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在148个入选的项目里，黄河号子赫然在列，迈出了保护黄河号子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步。

“我似乎又看到了黄河上百舸争流，‘号子’气贯黄河的壮观情形。”省级申遗成功那天，李富中十分痛快地畅想未来。

【借鉴】　　意大利模式：保护和利用并举

仅拥有5700万人口的意大利是一个文物大国，目前有37处包括文化古迹、考古遗址、自然景观等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拥有的世界遗产数目与欧洲的另一旅游大国西班牙持平。

长期以来，意大利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实行注重保护和利用世界遗产并举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珍爱文物、保护环境的意识，激发了意大利公民的民族感情，同时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光，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多年来，意大利在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意大利模式”，即由公共部门负责保护古迹，私人和企业在保护好的基础上经营管理和利用这些古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就业，并带动了当地的旅游、饮食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从1997年开始，意大利政府在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文化与遗产周”活动，所有国家级文化和自然遗产免费对外开放，包括意大利所有的国家博物馆、艺术画廊、考古博物馆、文物古迹、著名别墅以及一些著名的建筑。意大利文化遗产部每年在此期间还举办如音乐会、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数百项与文化、历史有关的活动，帮助年轻人增加历史知识，培养艺术修养。

根据《世界遗产名录》统计显示，意大利在1996年仅有9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属于世界遗产，迄今意大利的世界遗产数目已发展到37处。这其中不仅包括年代久远的考古遗址和著名建筑，还包括自然景观遗产。

近年来，除了自然和文化景观遗产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加设了“非物质遗产”，作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补充。除了海滨、艺术古迹旅游外，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在意大利也日渐成为新宠。

正因如此，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副部长博诺表示，意大利将加大申报世界遗产的力度，计划将其余的46处文化和自然景观遗产申报为世界遗产。同时，它还将申报的对象扩大到艺术品、民间传统、地方风味美食等领域。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