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其人其事

    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O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当时正是中国思想史上诸子杂出、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屈原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知识渊博，才学非凡。
    战国后期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完成转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带来的大分化，由战国初期七雄争霸的局面发展形成了秦、楚、齐三强鼎立的格局。其中，秦国由于改革比较彻底，国力比较强大，齐国地处东方，战争破坏较少，比较富庶，但国力并不强大。楚国虽是南方大国，而且历史悠久，但保守势力较大，也远远落后秦国。尤其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用司马错之计灭了巴蜀以后，楚国所处的地位就更加被动了。
    由于屈原才华出众，又懂得国家治乱的道理，还增长讲话应酬，楚怀王对他十分欣赏，重用他为左徒、他“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一次，楚怀王今他起草“宪令”。屈原写了草稿还没有完稿，上官大夫靳尚看到了就想篡改他的稿子，屈原不许，靳尚便怀恨在心。靳尚为了争得楚怀王的宠信，心里非常嫉妒屈原的才能，便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叫屈原起草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个法令制定出来，屈原都说这是他的功劳，认为‘除了我就没有谁能制定法令了”’。楚怀王听了非常生气，从而疏远了屈原，后来又罢免了他的左徒职务，任命他为三闾大夫，掌管宗室子弟的教育工作。靳尚一伙小人还不甘心，继续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屈原知道后，对楚怀王说：“我为什么屡进忠言？我是希望大王您的美德能够发扬，祝愿大王您象三皇五帝那样，千古流芳。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大王不听信奸佞小人之言。”怀王听罢大怒，把屈原放逐汉北。
    屈原被放逐后，感到自己伟大的理想不能实现，十分痛恨上官大夫这伙小人，也非常痛心楚怀王不听自己忠言劝告。所以他心中十分忧伤，创作了《抽思》、《思美人》、《离骚》等作品。诗人在《抽思》里，回忆了他向楚怀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言而被放逐的情况；诗文激烈而悲愤：“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思美人》表现了诗人坚持改革政治的主张，虽然遭受打击，仍不动摇。可看作是《抽思》的续篇。《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诗人屈原一生寻求爱国真理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个缩影，是一篇光芒四射的浪漫主义杰作。诗的前半篇，诗人反复倾诉了对于楚国命运的关怀，反映了他要求革新政治、与保守势力坚决斗争的坚强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上、追求理想的实现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巨大悲痛，反映出诗人无限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他看到靳尚等一伙小人陷害贤良，楚怀王反复无常、不辨贤愚。他无限悲愤，痛苦不堪。他面对着祖国的大好山河，想到生他养他的伟大祖国将被他国所占领，他肝肠欲断、疼不欲生。他在似睡非睡之中，看到前面一片混乱，人民四处逃散，楚国君臣慌忙出逃，原来是秦国军队打到楚国来了。屈原悲愤交加，呼天唤地，请来了各路神明，唤来了历代名人先哲，让他们驱赶着日月星辰，风雷闪电，来为楚国、为人民排忧解难。他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天地间邀游。所有“叩间阅”、“游寿宫”、“求宓妃”、“见佚女”、“灵氛占卜”、“巫威降神”、“旧乡临脱”、“仆悲马怀”等等的上下求索，象征着诗人的苦闷和追求。这一切神话题材的运用和故事的虚构，都成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诗人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矛盾，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伟大光辉的艺术形象。
    屈原免官以后，秦国攻打齐国，齐、楚联合抗秦。秦国对此很担心。于是用了3条离间计。一是用张仪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张仪假装离开秦国，用丰厚的礼物送给楚国作为信物，表示愿意侍奉楚怀王,并且骗楚怀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齐国却与楚国友善，如果楚国真正能和齐国断绝交往，秦国愿意把商于一带六百里的地方划给楚国。”楚怀王贪心，轻信了张仪的诡计，于是同齐国绝交。楚怀王派使臣到秦国接受划给楚国的商于一带地方，张仪却说：“我与楚王商定只割让六里地方，从未听说六百里。”楚国使臣一听十分愤怒，回国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举兵讨伐秦国。结果楚军大败，大将屈句被俘，汉中地区丢失。楚怀王怒不可遏，派国中所有军队与秦国交战。魏国趋机偷袭楚国邓县一带，怀王害怕，把军队撤回来。齐国因怀恨楚国与之绝交，始终未救楚国。楚国处境十分艰难。
    这时楚怀王想到了屈原，把他调回来出使齐国，促使两国友好。秦国这时并不善罢干休，以割汉中一带地方为诱饵要与楚国讲和。楚怀王上一听，大动肝火：“不要地方，得到张仪就心甘了。”张仪听了说：“用一个张仪换得汉中这么大地方，合算，我到楚国去。’”张仪到了楚国，贿赂了上官大夫，让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编造谎言。怀王居然鬼迷心窍，听信谎言，放走了张仪。屈原对楚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楚王后悔莫及。接着秦国又来一计，要与楚国通婚，要怀王到秦国去。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一不能去。”怀王不听屈原的话，反而听了小人之言。奏国扣留了楚王并强求楚国割地，楚王不答应，结果死在秦国。楚倾襄王继位后，秦国终于给楚国以致命的打击。这时楚国上下都抱怨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伙小人，屈原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们。屈原说，楚怀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听忠良之言，而轻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伙小人。所以内被郑袖所迷惑，外被张仪所欺骗。军队溃败，国土被占，连自己也死在秦国。令尹子兰这伙小人听了之后，火冒三丈。在倾襄王面前编造谎言，倾襄王听了非常生气，就把屈原放逐到江南。屈原来到江边，披头散发，一边走着一边吟唱。渔夫见到他便说：“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屈原说：“整个社会都污浊，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大家都喝醉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所以被放逐。”渔夫说：“贤良的人，不被事物所拘束，而能够随着时代变化。整个社会都混浊，为什么不随着潮流推波助澜呢？大家都醉了，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去喝酒呢？为什么要保持高洁的品德而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发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拍掉衣服上的尘土。作为一个人，谁愿意让自己洁白的身躯蒙上污垢呢？我宁可葬身在鱼腹之中，也不愿如此。”
    他先后在玩水、湘水，泪罗江一带流浪，境遇十分悲惨。这个时期他先后写了《涉江》、《哀郢》、《怀沙》等作品。《涉江》一诗记叙了诗人从鄂请到淑浦的行程，抒发了诗人对于楚国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情绪，以及坚持崇高理想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哀郢》写诗人离郢东迁之所思，即“哀故都之日远”，自己虽被放逐，仍然心系楚国。“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诗的结尾，以“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作比喻，充分反映了诗人真挚的爱国之情。他写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攻破了楚国京城郢都。屈原看到楚国很快就要灭亡，人民流离失所，无比悲愤、就在这一年农历五月五日，写了《怀沙》一诗、他说：“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写罢．怀抱一块大石头，跳进汨罗江中，以表白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抗秦到底的决心。后来，每年五月五日这天，人们吃棕于，并把这一天定为“端午节”以示纪念。
    屈原虽然离开我们已两千余年，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光辉不朽的诗篇却永住人间。他的作品流传到今天的有：《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天问》等20余篇。屈原死后，楚国虽有宋玉、唐勤、景差这些人爱好诗赋，但始终没有超过屈原。郭沫若说，屈原“解放了中国的诗歌，利用了民间歌谣，创造并完成了中国的一种诗体”（《沫若文集》第12卷第12O页）屈原的“艺术是富于革命性的艺术”，《楚辞》的出现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为我国文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诗经》绝大部分都是民歌，虽然经过人们的加工改造，但集体创作的痕迹还是明显的。而《楚辞》虽然也是吸取了民歌的营养，甚至沿用了民歌的形式，但它却是一种再创造，比原来的民歌提高了一大步。而且内容广泛，作者的思想、感情、理想以及痛苦和遭遇都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诗歌形式上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创造了四、五、六、七言长短不拘的形式，形成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体，开中国辞赋之先河。这一新诗形式，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如语助词“兮”字的应用，不仅使诗歌调子婉转动人，而且便于表达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抒发奔腾澎湃的激情。还有比兴手法，早在《诗经》当中就已经广泛运用，而且比较准确和生动，但比较简单，象征也很单纯。屈原笔下的比兴手法的运用，非常丰富复杂，而且互相关联，构成一连串的艺术形象。作品中的“美人”，“香草”、“宝玉”、“明珠”等等，都成了抽象意识的象征，全都成了有生命之物。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不仅对修辞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参与到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之中。《楚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我国文学史上，《诗经》为我们开辟了现实主义道路，而《楚辞》则是我国的浪漫主义创作之源。
    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诗人的丰富想象，强烈感情，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神话传话的运用，对美女香草的描绘等等，都是从现实生活当中升华而来的。他执著于浪漫，又不脱离和逃避现实。他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反抗斗争，也真实地写出了整个时代的动乱和变革。这种浪漫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黑暗政治的坚决斗争，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总之，屈原的作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邃，艺术之高超，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刘勰所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唐代大诗人李白歌道，“屈乎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的人格和作品，光照千古。
    屈原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改革家。他在政治改革上有一整套理论，可惜我们不能像看诸葛亮的“隆中对”那样看到他的精彩文章，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大量诗篇中略窥一二。比如他在用人原则上，他企图打破贵族独揽朝政的格局，他主张木论出身如何，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到朝中作官。所以他在《离骚》里说“举贤才而授能”，“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了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因文而得举。宁威之汇歌兮，齐桓用以该辅。”从他举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出身贫贱的人照样可以作官，这种主张无疑是进步的。还有，他主张用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振兴楚国。他在《惜往日》里回忆说：“借往日之管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定兮，属贞臣两回？。”主张用法来治理国家．打击、反对贵族的特权，这在当时伟大变革的时代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在外交上，屈原主张联齐抗秦。他认为秦国不可信，只有联合齐国，共同对付秦国，才能不被秦国个别击破，但楚王不听屈原正确的建议，而听信靳尚、子兰一伙小人的错误意见，结果楚国被秦国灭亡。实践证明屈原的主张是正确的。从用人制度上，从内政外交上来看，屈原确实是位了不起的政治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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