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大名士——孔融简介

    孔融(153～208年)，东汉文学家，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字文举，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孔融少时成名（著名的孔融让梨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几次辞谢了州郡的辟举，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后汉书•孔融传》，以下引文凡未另注明者均出自此处），开始步入仕途。中平初(185年),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为相，因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兴平二年(195年)，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孔融先后担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这时曹操专权，他与曹操政治上颇有分歧，每多乖忤，终于在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年）被曹操所杀。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魏文帝曹丕悬赏征募他的文章,誉为建安七子之首,叹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文章以议论为主，内容大抵为伸张教化，宣扬仁政，荐贤举能，评论人物，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在艺术上，文句整饬，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比喻精妙，气势充沛。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荐祢衡表》力荐青年才士祢衡，要求\'令衡以褐衣召见\'，称赞祢衡\'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盛夸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从人情友道、宰相惜贤等方面讽谕曹操解救被孙权围困的盛孝章，义不容辞；至于讽刺曹丕纳袁熙妻为妾，比喻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与曹公书》);嘲弄曹操远征乌桓,可以把从前\'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一并查究；反对曹操禁酒，则发怪论说\'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都可见文如其人，以才气取胜。所以曹丕论其文\'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典论•论文》）。《临终诗》抒泄忠悃孤愤之情:\'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风格与无名氏古诗相近。题一作《折杨柳行》（《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八），亦可见当时古诗与乐府五言往往相混。其六言诗3首叙汉末董卓作乱及曹操迁许史事，为咏史一类,而语言通俗,叙史简明。此外，《古文苑》载有孔融《杂诗》2首,但《文选》李善注引屡作李陵诗，真伪莫定。而其诗亦近无名氏古诗一类，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系入《李陵录别诗》。曾作《郡国姓名离合诗》分扣“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在灯谜界被尊为文人诗谜的开山作。
    孔融著述，《隋书•经籍志》载《孔融集》9卷,已散佚。今存其集都是明、清人辑本，通行本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少府集》1卷。孔融文又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其诗又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汉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汉末大名士——孔融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是旧时为学童开蒙的基础教材《三字经》中的一段话，如今的青年人对它大约是陌生的。这里所说的四岁让梨的孩童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孔融。
    孔融生值汉室之乱，历经桓、灵、少、献四朝，一生“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终因书生气太足、锋芒太露而不见容于当权者。然而孔融生性耿介，扬善嫉恶，不仅名重当时，“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而且很受后人称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那么，这位汉末大名士的性格和为人究竟如何呢？

    从神童到名士
    《后汉书•本传》称孔融“幼有异才”。又据《融家传》记载，孔融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在他四岁时，每次兄弟们一起食梨，哥哥们都拿大的，他却总是拣小的。家中大人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我小儿，法当取小者。”为此，他受到孔氏宗族的夸赞。十岁那一年，孔融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名声极大，“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但是他“不妄接宾客”，不是当世名人和通家都不获接见。而孔融还是个孩子，却偏要见见李膺，他对李府守门者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李膺请他进来后问他道：“高明（称对方的敬词）祖、父与仆有恩旧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他小小年纪竟如此聪慧，是个“异童”（《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
    三年后，父亲亡故，孔融居家守丧。他此时好学勤读，博涉阔览，渐为州里所重。东汉桓灵之际，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蔽塞言路，打击异己，在朝野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当时山阳张俭为中常侍（宦官首领）侯览所怨，被迫四处亡命。张俭因与孔融之兄孔褒有旧，逃避到孔家，恰巧孔褒外出，只有十六岁的孔融在家。张俭见他年少，起初不信任他，孔融说：“兄长虽然在外，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于是把张俭藏在了家中。不料事情泄露，孔融与其兄孔褒一同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只好呈请上司处理，结果上面下诏问了孔褒之罪，孔融反倒因而声名显扬了。当时平原的陶丘洪、陈留的边让都是一时俊秀，孔融与二人齐名，成了当时的大名士。
    孔融虽然是“大圣之后”，又在时事动乱的年代成了名士，也曾自许大志，表示要济危靖难，匡扶汉室，但他却缺乏政治识见与匡济大才。在任北海相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建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等方面。至于说到用兵打仗，这位大名士可就出尽洋相了。他在北海曾多次被黄巾起义军和袁绍的人马所围困，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九州春秋》）。一次他在都昌被黄巾军管亥部所困，多亏刘备派兵救援才解围而去。又一次在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兵把孔融围在青州，一连数月，城内守兵只剩下百十来人，形势危在旦夕，而孔融却“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同前）。结果只落得“城坏众亡”，自己仅以身免，妻子、儿女全都做了俘虏。一方面由于自视过高，议论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又因为所任非才，这样，在豪强纷争、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孔融虽然“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同前），但终究是无所建树，充其量只能做个名士而已。

    荐举贤良诱益后进
    孔融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他历官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在北海时，他先后荐举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请朝廷为当时著名大儒郑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孔融做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他感慨地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这种“喜诱益后进”的作风是始终不渝的，晚年任职少府时，还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他在《论盛孝章书》中十分同情“困于孙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叹“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希望曹操能向贤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残年哭知己”之感（谢翱《西台哭所思》）。建安元年，孔融结识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祢衡。祢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刚傲，疾恶如仇，唯独与同他性格相投的孔融、杨修友善，而孔融也非常赏识祢衡的德才，上书给曹操称道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荐祢衡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建安作家，终于因为性格狂傲，不容于当世，而过早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祢衡的死，无疑是预示了孔融命运的结局。

    跌荡放言刚直见杀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孔融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孔融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孔融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无稽之谈不断见诸正史，那么，我们不得不佩服孔融的胆识了。
    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早年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彪，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且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三国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姐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对于孔融的一再与自己作梗，曹操是早怀嫉恨的，只因当时北方形势还不稳定，而孔融的名声又太大，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对孔融下手了。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就是孔融以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那段言论。这样，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孔融的死固然很大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与曹操的妒贤害能也不无关系。今天为曹操翻案的人无不称道他的爱贤、求贤、用贤，然而同时也忽略了曹操有时不免心胸狭窄，妒忌贤才、扼杀贤才的另一面。曹操的诛戮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不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吗？

    “体气高妙”“杂以嘲戏”的文章
    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见《典论•论文》）。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
    孔融，是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当世名儒，在儒学、文学上都有相当的成就，备受世人尊重、推崇，孔融让梨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后被曹操所杀。今天，我们就来品味一下这个鸿儒的为人处事及被杀的原因。
    孔融的聪明机智我们有目共睹：在十岁那年，孔融跟着父亲到洛阳去会见一个很有名的士人大官李元礼。他很有学问，很多读书人都想拜会他。但是，来者太多，应接不暇，李元礼因此决定只接见亲朋戚友。孔融来到李府门前，告诉守门人说：他和父亲是李府主人的亲戚。守门人就带他们去见主人。李元礼当然想要知道和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大方地解释说：我的祖先孔子曾经向你的祖先老子（老子原名李耳）请教过礼节。你的祖先是我的祖先的老师，因此，我们应该是世交了。李元礼和他的宾客听了孔融的推理，对他的聪明机智都赞不绝口。不过，一个宾客陈韪却讥讽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立刻反驳说：“那我想你小时候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了。”陈韪被他一驳，羞得满脸通红，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这是他的性格。
    一般来说，聪明人都有自视过高、瞧不起他人的弱点，尤其是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如果不能战胜这个弱点，聪明就可能成为一把自伤的利剑。同时，一个聪明人，注定是要挑剔他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这也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最佳佐证。孔融就是一个这么聪明而且从不掩饰他聪明的人。
    孔融依仗自己的聪明，在说话上是持才傲物，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即使对方是权倾天下的曹操。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甄氏（即洛神赋的主角）赏给了曹丕。孔融就给曹操写了封亲笔信，说“从前，武王伐纣，将纣王爱妾妲己赐给弟弟周公。此次，曹公效仿武王，将甄氏赐给世子，颇有胸襟，可喜可贺！”曹操还以为说的是好话，就很高兴，回到许昌就追问孔融典出何处？孔融却慢悠悠地回答：“啊，是我想出来的。我分析武王英明仁厚必不忍心杀死美人，把妲己赐给兄弟，正可满足怜香惜玉之心和顾念同胞亲情之意，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曹操这才明白孔融在嘲笑他们父子，心中暗暗怀恨。
    孔融有着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所用的都是轻浮士人，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杰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论事考实，难可悉行”。所以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还看不起同僚的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成果，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就不行，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政治上更混乱了，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做事又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这为怀恨他的人提供了击败他的口实。
    孔融推荐的人也如他一样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他推荐的祢衡，此人读书很多，狂傲无比。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说他德才兼备：“淑质贞亮，英才卓跞。目所一见，辄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词，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可是，祢衡初见曹操便轻狂无礼，把荀彧、荀攸、郭嘉、张辽、徐晃等文武百官大加贬低之词，甚至称作奴才，这也有当时的文人士族对曹操专权的不满的发泄。曹操能不恼火吗？曹操忍住怒火，让祢衡作帐下鼓吏。祢衡却裸体击鼓骂曹，曹操对祢衡十分痛恨，终于借刘表之手，刘表又借黄祖这个武夫之手杀害了祢衡。但曹操对孔融也很生气，怀疑孔融举荐祢衡的用心是侮辱自己。进一步加重了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孔融在为人处事上崇尚浮华、随意，喜欢过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生活，士族作风很是严重。三国时，因为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田地大都荒芜，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曹操为节约粮食，曾颁布一道禁酒令，因为酒是由粮食做的。但孔融极爱饮酒，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亲笔信，专讲饮酒益处，：“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他的意思是说：“天上有颗‘酒旗’星，地下有个‘酒泉’郡，人有海量称‘酒德’，帝尧‘千锺’称圣人。而且夏桀和商纣王是因为女色亡的国，那你怎么不把婚姻也禁止算了。”曹操忌惮孔融的才子大名，强忍愤怒，没有立即杀他。御史大夫郗虑出来上奏朝廷：以法免去孔融的官。可他却满不在乎，“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那边禁酒，他被处罚还天天聚众饮酒作乐。曹操能不对他出离愤怒吗？
    孔融对汉室忠心耿耿，他针对曹操的“奉天子以从诸侯”的策略，上奏主张“尊崇天子，扩大君权，削弱诸侯权势”。这明白就是要曹操还政于汉献帝！曹操对孔融这个不识时务的政敌，再也忍无可忍。最终寻找很多莫须有的罪状，将其杀害。孔融被杀的罪状如下：“一、在北海郡时，看到天下大乱，召集队伍，想夺刘家天下，自己做皇帝。（这完全是莫须有的）。二、对孙权的使者毁谤“朝廷”。三、在朝里，不守礼节，常常不戴帽子走进宫廷。四、和祢衡互相标榜。五、不孝。”就这些理由竟然置孔融于死地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对于自己真正的死因，孔融在他的《临终诗》中表达的很清楚：“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一个恃才傲物、不任世事的文化人生活在乱世是可悲的。他死后，曹丕向全国悬赏孔融的文章，有上交者“辄赏以金帛”。在《典论》一文中，曹丕还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孔融若活在今天，会是个很好的时评家，每天褒贬时事，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所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但有野心的政治家可能都讨厌太透明的镜子，因为那里面反映的缺点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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