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长征中的四个“最”

    
    级别最高：到军团任职的政治局常委
    1934年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被国民党军占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周恩来当面交待了任务，坦露了中央的意图：长征中红一、红三军团做开路先锋，红八、红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苦的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周恩来郑重交待：“完成殿后任务时，会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这实际上是赋予了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陈云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任过职。但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责任最重：“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1934年10月18日，陈云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一起，率军团所辖红13师、红34师共6个团12000余人，从江西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红五军团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紧跟其后的国民党追兵，还要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每天要与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战斗，残酷激烈程度很多时候还要强过前卫部队。而生活供应物资却比前面部队差得多，缺吃少穿情况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军，随军带上了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医疗器械等笨重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坳。
    长征开始后，因连遭挫折，红军战士的情绪普遍不高，开小差的现象较为严重，部队减员很快。1934年10月20日，长征开始的第三天，陈云亲自来到红13师，在与部队一起行军的过程中，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掌握战士的思想状况。
    在艰苦的阻击战中，陈云连续指挥作战，“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也经常吃不上饭。一天，陈云路过红13师第37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给他弄来了鸡汤煮挂面，使他在极度困乏中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午餐。这件事陈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恰好遇上了来组织部办事的谢良，硬是要把他留下来，请他吃一顿从苏联带回来的马肠。
    战况最险：一封“十万火急”信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广西全州、兴安之间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抢渡湘江，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
    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34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天上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赴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讯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13师师长陈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点多，陈伯钧接到信，此时红13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
    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34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战。作为全军后卫的红13师能渡过湘江，陈云在危急时刻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起了关键作用。
    大义最明：“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
    在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两个多月里，“惨痛的失利，使陈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指挥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将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1935年1月上旬，红军挺进遵义后，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6位委员之一，“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陈云曾在自传中写到：“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笔者查遍了遵义会议20名参会者的回忆录和自传，陈云是在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持此态度和主张的唯一一人。1983年12月31日，萧克将军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题词：“遵义会议明大义，红军长征得指南。”陈云是“大义”最“明”的代表。
    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提到陈云。这足以证明陈云在长征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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