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中，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水平却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
    他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逸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还长，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也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他一个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他视为美味。我还听陈乐民说，一次在加纳开会期间乘汽车在公路上走，忽见一大田鼠从车前跑过，廖公大为兴奋，立刻叫停车，让同行的小伙子去追，居然给追上了。当晚中国使馆的大师傅剥皮红烧，他吃得津津有味。
    廖公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
    有一次，在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因为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之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文革”开始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访华之时。那个时期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总理乘机“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也在其中。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公大显身手的机会。我记得他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他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的远近亲戚至少有400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廖公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75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摘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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