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僚机构的膨胀

    
    唐朝初年，政治较为清明，官僚机构规模不大，运转灵便，效率很高。自高宗朝始，唐初官制渐被突破，机构日渐膨胀、臃肿。李唐立国不到百年，就出现了纲纪大坏，官职冗滥，吏治败坏的局面。唐朝官僚机构为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日益肿胀和败朽？留给后代什么教训？这是值得研究的。
    唐太宗时省官简政
    不管哪个时代，官僚机构都不能过大，其规模都必须与国家的财力和百姓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就是说，要使国家的财力承担得起官僚机构运转的费用，要使百姓养得起所设置的官员。
    唐太宗是懂得官员过多必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弊的道理的。据《贞观政要》一书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要把国家治理好，最根本的一条是用人要审慎。官员须量才录用，务必要做到省官。接着，唐太宗给他们讲了古代经典著作中有关省官的话。一段是“任官惟贤才。”见于《尚书•商书》，意为任用的官员必须是贤才。一段是“官不必备，惟其人。”见于《尚书•周书》，意为任命的官员不必多，但要称职。唐太宗就这两段话发挥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唐太宗要求房玄龄等认真领会他讲的这番道理，然后拟定官员编制。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要求，提出一个文武官员640名的编制，很快得到唐太宗的批准。
    太宗在位期间，基本上是按上述官员编制任命官员的。
    君王感情用事导致机构膨胀
    要做到唐太宗讲的审慎用人，是很不容易的，历代帝王一般都免不了凭个人好恶用人，动不动就用官爵赏人。
    唐高宗便是如此。有个李义府，本来要由中书舍人贬为壁州司马，诏书尚未下来时，李义府了解到高宗想立武昭仪（则天）为皇后，因担心宰相们反对，正在犹豫不决。于是李义府瞅准这个机会，上书高宗，要求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高宗大悦，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随后又任命他为宰相。高宗一喜之下，就这样将一个即将贬为壁州司马的李义府破格提拔为宰相。
    武则天当政后，用人更是随心所欲。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两个花花公子，人长得很漂亮，“常傅朱粉，衣锦绣”。有人说，张昌宗生得“面如莲花”。还有高官奉承张昌宗说，不是张昌宗面如莲花，而是莲花像张昌宗的脸。兄弟俩都成了武则天的男宠。武则天为二张特设一个叫做控鹤府的机构，命他们以“供奉”的名义主持这个编制外的机构。
    有个投机官员傅游艺，揣摸到武则天想当皇帝，于是率领一批人上书，要求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武则天马上奖赏他。一年之中，傅游艺由九品官骤升至三品官，并当上了宰相，官服由青变绿，再变朱，再变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武则天任命宰相之多，起码在唐朝帝王中无人能出其右。岑仲勉在《隋唐史》一书中说，“武后任事率性，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她任用的宰相人数，是唐太宗任用的宰相数的近三倍（唐太宗在位期间，共任命宰相25名）。拔用宰相都这样任性、随意，更不要说提拔宰相以下官员了。
    武则天为打倒假想的政敌，奖励告密。侯思止本是一名仆人，因告密，被封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往往可以得到五品官。侯思止要求获得御史的职位，武后说，你不识字，怎么能当御史呢？侯思止说，獬豸（传说中一种异兽，独角，见人相斗，便以角触无理者）何尝识字，不过能触邪恶者罢了。武后听了很高兴。因一言之合，武则天当即任命侯思止为侍御史。当时以告密得官者为数甚众。
    唐中宗因为宠爱公主们，而于神龙元年（705年）下令为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分别“开府”，即破格设置官府，安排官属。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其他都是中宗的女儿。
    在唐代，因为皇帝宠幸宦官之故，宦官数量剧增。唐太宗规定，掌管宫廷内部事务的内侍省不设三品官。唐中宗时，宦官数量大增，七品以上宦官多至1000余人，不过着绯衣的高官尚少。唐玄宗因为特别宠信老早就跟着他，并且有拥立之功的宦官高力士，登基之初就将宦官增加至3000余人，任命“三品将军”越来越多，着绯衣、紫衣的高官多达1000余人，宦官之盛，由此开始。
    皇亲国戚干政和权臣专权导致机构膨胀
    唐朝的皇亲国戚常常在皇帝的纵容下仗势干政。最为典型的是中宗女儿安乐公主、睿宗之妹太平公主等人的干政。
    唐中宗时最受世人诟病的“墨敕”、“斜封”就与安乐公主等人有关。安乐公主、长宁公主等皇帝周围的一批女人，都仗势弄权，卖官鬻爵。即使是屠户、奴婢，只要花钱30万，就可买得官位。这种官称作“斜封官”，由皇帝书写诏书（称作“墨敕”），不经外廷盖章，直接下达，斜封交中书省。通过这种途径任命的各种名目的正额外官员，什么员外置之官、员外同正之官、试官、摄官、检校官，等等。总计凡数千人。安乐公主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
    有个叫辛替否的官员，在唐睿宗时上书说到了安乐公主等干政的后果：“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业，徇女子之意，无能而禄者数千人，无功而封者百余家”。
    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丝毫不亚于安乐公主。只要是太平公主提出的要求，其兄睿宗没有不满足的。《资治通鉴》说：“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纪，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唐玄宗即位之初，太平公主毫无收敛，依仗太上皇睿宗之势，继续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
    皇亲国戚弄权造成的后果至为严重。玄宗登基的那年，公元712年，“宰相至十七人，台省要职不可数”。中枢政要猥滥，唐初官制遭到破坏。
    权臣们也纷纷操纵或插手官吏选拔，安插私人，买官鬻爵，无所不为。中宗时，据说因私通上官昭容得到相位的崔湜，跟另一名宰相郑愔，掌管选拔宫员。他们依附皇亲国戚，贪赃枉法，乱封官员，编制不够，便借用未来3年的官员缺额。史书说，中宗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当时有“三无坐处”的说法，即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多到衙门里坐不下。
    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有宠于皇上，他的儿子，包括幼小的儿子，都一个个位居要职。李义府本人贪得无厌。其母亲、妻子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爵，门庭若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
    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买卖官职肆无忌惮。吏部受来俊臣请托，每次任用的官员都多达数百人。
    张易之因为是武则天的“面首”，宫中宴会时，坐在宰相们的上首。他的弟弟张昌仪，依仗他的权势到吏部开后门，吏部没有不办的。有一次，有个姓薛的人托张昌仪买官，并给了他金50两，还有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张昌仪把条子交给了天官（吏部）侍郎张锡。过了几天，张锡把条子丢了，问张昌仪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张昌仪把他骂了一顿之后，说：“我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凡姓薛的，都录用就是了。”张锡在待选用的名单中找姓薛的，找到了60多人，都给安排了官职。
    本来唐朝选拔官员，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要经过一系列考试和考核。考试、考核的内容是“身、言、书、判”，标准为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长。初选名单定下后，要经尚书省副长官仆射核实，然后报门下省，由给事中宣读名单，侍郎阅看，门下省长官侍中审查，不当者即予否决。定下的名单上呈皇帝，有关衙门根据皇帝的命令执行，并发给入选者“告身”（授官文凭）。由于皇亲国戚和权臣的干扰、破坏，这一套选拔官员的制度往往名存实亡。
    广设编制外官职和滥封滥赏导致机构膨胀
    唐朝“流内”官（九品以上官员）和“流外”官（九品以下官员）都有一定的编制，每年“入流”的官员，即由“流外”升入“流内”的官员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从高宗时代起，就逐渐突破上述编制和限制。
    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黄门侍郎刘祥道说：现今有关衙门选拔官员过滥。每年由“流外”官拔用为“流内”官的人数，超过1400。“即日（今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这时离贞观时期很近，“流内”官已大幅增加。
    至于“流外”官人数，增幅也很大：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有个叫杨瑒的官员说，“流外”官每年任命2000多人，而明经、进士及第，有关衙门规定，每年不得超过百人。“流外”官任用的人数，为明经、进士及第人数的20倍。
    唐朝于正额以外，又设置所谓“员外官”，各种名目的员外官愈来愈多。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自京城至各州，共设2000多名员外官。另外还破格提拔宦官七品以上员外官近千人。
    官僚机构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最高统治者的滥封滥赏。武则天曾让10位存抚使分别推荐人。他们总共推举了100多人。武后不问贤愚，一律拔用，分别任命为试凤阁舍人、给事中、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官。时人讽刺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意即补阙和拾遗这类官多得可以车载斗量，侍御史多得可以用四齿杷推，校书郎就像碗的毛坯那样粗滥。
    安史之乱时，官爵封赏特别滥：当时国库积蓄全无，将士有功，朝廷无法赏给钱财，只好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时都给以空白告身，他们可随时填写发放。以致官爵不值钱到如此地步：“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甚至有大臣的奴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
    《新唐书•百官志一》分析了导致唐朝官僚机构膨胀的诸种因素：正额之外设立员外官；因特别需要设立官员，同正额官员；在官制之外任命各种名目的兼职官员和代理官员；因事设立的官员，事情完结之后往往不撤销；战争时起，因赏军功大量设置官员。这个分析诚然不错，但没有涉及导致官僚机构膨胀的诸种因素后面的权力运作。
    按照唐朝官制，选拔官员本应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职责。皇帝不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任命官员，滥封滥赏，这叫越俎代庖，既是违反官制，也是滥用权力——清醒有为的君王都能从朝廷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权力包括皇权加以制约。皇亲国戚，插手官员任用，买卖官爵，这叫弄权。权臣大权独揽，不经有关衙门和有关程序任用官员，这叫专权。以上这些，都是权力失去制约的表现。正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了唐朝官僚机构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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