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李渔打击盗版轶事

    
    李渔是清朝前期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他讲究生活情趣，追求富裕、享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异类”。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出版家和书店老板。这里摘编的《李渔传》（徐保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版）片断，即讲述了他开书店、打击盗版的轶事。——编者
    康熙元年（1662年），李渔决定在南京开办一家书店。他为自己的上述决定列举了以下理由：首先，作为一个作家，他比较熟悉出版行业。从和各种各样书店老板多次打交道的经历中，他已经全部了解经营书店的业务细节。第二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由于李渔不断增加的文学家的声誉，对他的作品非法盗印的现象日益严重。李渔已经在杭州及其附近城市的好几个书店里发现他的小说集和戏剧集的盗版，这实际上使他无形中白白流失了一大笔金钱。即使没有盗版问题，李渔和许多书店老板也存在着经济纠纷。在李渔看来，后者从他的书籍销售的利润中所提取的那一份实在是太多了。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劳动果实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的惟一途径就是由他自己来开办一家书店，实现自写自印自销。
    李渔一行抵达南京之日，也就是他的书店正式开张营业之时。李渔后来又迁居到“芥子园”，他的许多书籍也刻上了“芥子园”的名称，芥子园书店也因此而名闻天下。他书店的早期名称很少有人道及，以至被遗忘了。根据某些迹象推测，店名应该叫做“翼圣堂”。李渔把自己的书店起名为“翼圣堂”，其意思无非是公开表示自己从此要做清政权下的一个顺民，忠心辅佐太平盛世。
    李渔的新居面临大街，属于十七世纪时期那种典型的前店后宅的商人住宅。房屋分为前后两进，临街的一进是对外营业的翼圣堂书店，迎门是一条长长的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排排书架，书架上陈列着待售的书籍。穿过中门向后走，后面是一个天井，再后面的一排房屋，那就是李渔及其家人居住的后院。临街的书店大门外面有两棵柳树，门内有两棵桃树，这是原来的主人种下的，在修造新居时，李渔特地保留了下来；这些绿色植物给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宅院增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雅自然的风光。显然，翼圣堂老板蓄意要制造一种接近知识分子的氛围。店堂里贴着这样一副对联：“二柳当门，家计逊陶潜之半；双桃钥户，人谋虑方朔之三。”（《笠翁文集•戏题金陵闸旧居》）这副对联分别包含着两个典故，上联所说的陶潜，是中国东晋时代著名的隐士，因为他门前有五棵柳树，所以自号“五柳先生”。李渔门前只有两棵柳树，所以说“家计逊陶潜之半”。下联所说的东方朔，是西汉时人，此人以滑稽诙谐著称，又据说东方朔特别爱吃桃子，曾在西王母宴上窃取蟠桃。李渔在这副对联后面特别做了这样的注释：“桃熟时人多窃取，故书此以谑文人。”他在上联中以陶潜自况，说明自己志在隐逸，而以下联来打趣那些不告而取、顺手牵羊的顾客。
    书店如期开张了，但是李渔的喜悦心情并没有维持很久，很快就被来自苏州的一则消息破坏了：据朋友相告，苏州某家书店里出现了他作品的盗版。李渔一听之后，怒从心起，只得把书店的业务临时转交给助手、女婿沈因伯，匆匆赶往苏州去了。与政界人物有着多年交往的李渔，是深知官场的种种流弊与黑幕的，在抵达苏州以后，李渔先不事声张，悄悄地亲自走访了那家书店，证实了那里确实在出售他的作品盗版本，然而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悄悄地退出来。李渔知道凭他个人力量，是很难在人地生疏的苏州扳倒对手的。回到旅店后，他立即给浙江的有关官员写了几封信，请他们代他出头给苏松道的孙道台说明情况。这些信件的往还用去了他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他不时地前往苏松道的衙门打听消息，看看杭州方面的信来了没有。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杭州的亲友写信到南京，告诉他杭州方面也发现了他的作品的盗印本，沈因伯就写信给逗留在苏州的李渔，把杭州的这一情况辗转告诉他。这下李渔连连跺脚，他好像眼睁睁地看见别人把手伸进了他的银柜里，而他却被捆住了手脚。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写信给沈因伯，要他从南京直接赶往杭州处理此事，信中附上几张给杭州有关官员的信件，请他们帮他伸张正义和追回损失。
    李渔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出版界的那些贪婪盗印者追逐的对象了，他也不是第一次为维护自己的合法著作权益而抗争了。幸运的是，李渔有不少政界的朋友，在必要的时候，这些朋友总是能及时给他以援手，保护他的著作权。但是，这只是在李渔所知道的一定范围之内，而越出了这个范围，在更偏远的省区所发生的种种盗版现象，李渔就鞭长莫及了。显然，对于李渔来说，他所进行的这场维护版权、发明权的斗争还仅仅是开始。在他后来的生涯中，各种他著作的盗印现象仍在不断发生，甚至还出现过别人冒用他的名字写作的小说和剧本。只要李渔这个名字意味着畅销，那么这种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杜绝。因此，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李渔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盗印而发出各种威胁性的叫喊，他就像一个小心翼翼地监视着自己屋后园地里成熟的果树的庄稼汉一样，不时对路边行人任何觊觎性的目光发出毫不客气的虚声恫吓，这些威胁登上了翼圣堂书店的广告，印在书店的各种出版物的扉页上，也被他正式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在清康熙七年（1668）出版的理论著作《闲情偶寄》中，李渔又一次提到要别人尊重他的发明权，这一次主要指的是由翼圣堂书店发明并印制的、著名的“芥子园笺谱”。李渔写道：“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
    李渔为了处理盗版之事在苏州逗留了约有三个多月时间，在收到李渔的杭州方面的朋友的信以后，苏松道孙道台拨冗接见了李渔，并且指派专人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查明事实以后，孙道台命令暂时全部封存盗版的书籍。当然，对方也不甘心任凭李渔宰割，他们也动用了政界的关系，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关于经济上的索赔问题，李渔和对方又经过好几轮谈判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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