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维护的周礼精神

    孔子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扭曲，乃至到了今天大部分人觉得所谓礼教是对个人、个性的压抑。
    如上所述，探求西方的现代性的根源，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走进中世纪。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的民主精神汇流，也必须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和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精神相通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到孔子，回到他所维护的周礼秩序。
    当时周代的部族以有城墙防御的聚落为中心，组成一“国”。四周是田地，再外面则是“郊”和“野”。不过，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这更像欧洲的中世纪。“国”内的“君主”，就如同一个大庄园的领主。其“国人”对其承担一定的劳役和军役，但他不应该法外加征，治国也不能超出“国人”的共识太远，否则可能被国人所废代（增渊龙夫）。所谓“礼”，就是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规则。
    在孔子的理想中，如果大家不超越这样的礼法，各安其分，众多的地方社会各自作为一个共同体就可以自我管理，不需要太多的国家权力介入。上面已经讲过，在欧洲16、17世纪，列强军事竞争激烈。军事革命的展开，使那些以应付外来威胁为理由，超越中世纪宪政秩序的限制而动员国内资源、构筑中央财政体系、组织强大的军队的君主，最终建立的绝对君主的权力。孔子的时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青铜技术的普及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原有聚落中居住的诸侯，开始向外扩张，彼此冲突。军事竞争引发了一个新的“国家建设”（state－making）过程。君主们不断僭越礼法，积累财富，扩张权力，把汲取财政资源和组织军事机器的国家结构不断强加于社会，造成了所谓“礼崩乐坏”的乱局。
    在孔子看来，对这一乱世的救治之道，就是回到周礼的秩序之中。比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三）大意是，如果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用刑法来规范国民的行为，老百姓会变得规规矩矩，但却丧失了廉耻。如果以道德教化社会，以礼法来规约人的行为，老百姓不仅知道廉耻，而且举止中规中矩。
    孔子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扭曲，乃至到了今天大部分人觉得所谓礼教是对个人、个性的压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启蒙运动，都首先要突破这种礼教。刘军宁先生讲文艺复兴能使“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这种“礼”，其实还是用的打破礼教的那套反传统词汇。但孔子所谓的“礼”，多是对权力的约束。《论语》的“八佾”那章就很典型，孔子批判季氏，批判管仲，就是因为这些把握权力的人僭越了礼教秩序，积聚了过多的权力和财富。他看不起那种“居上不宽，为礼不敬”的人，把统治者对社会的宽松和对礼虔敬看作并列的品德。他推崇“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第一，十五），显然认为受礼的约束对有钱有势者更为重要。
    特别能说明“礼”对君主的约束的，是孔子所谓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二，十九）的原则。“忠”在《论语》里的用法并不一定是下对上的效忠，比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其中第一条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第一，四），“忠”的意思是尽心尽力。而“君使臣以礼”，也不是单纯地讲上对下的权威，而是这种权威的限度。理解这一点，可以看《论语》里的另一段：“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二）如果我们把“君使臣以礼”和“使民如承大祭”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臣对民，都是指君主对下的态度。而“大祭”也是“礼”的具体一例。这两句因此完全可以互文见义。其表达的基本理念是，君主使用臣民时的行为要有约束，不能逾越礼制的界限。而在说后一句时，孔子还特别追加一句解释自己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臣对民，都应该像对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将心比心。这里讲的，哪里是什么专制主义秩序？
    我还必须强调，孔子批评“居上不宽”中的“宽”，并不仅仅指一种宽容或宽松的态度，也含有政府不要过多介入社会事务，不能向民间有非分索取的意思。《论语》是孔子门人零散的记录，不成系统，许多问题语焉不详。但到了《孟子》，一些问题就有较系统的讨论，可以拿来和《论语》印证。孟子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三）。这里，他所谓的“礼”明确是“礼下”，即君主对老百姓的义务和其权力的限度，所以才有“取民有制”的约束。他进一步从税收财政的角度，明确划定了政府行为的范围和其必须接受的约束。下面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述了孟子构想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八）这段是讲，一个政府官员问孟子：“只按土地产量十分之一的比例征税，取消关市之税，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今年做不到（大概实在政府有财政赤字要补吧）。能不能先减一部分税，等来年再逐渐达到上述目标？”孟子则回答：“如今有个人每天从他邻居那里偷只鸡。有人告诉他：这太不道德了。他则说：是否能让我先减到每月偷一只，等来年再根除这个毛病呢？”可见，在孟子看来，政府收税，只能收农产量的十分之一，超过这个标准就是偷东西。不管政府有什么理由，都不能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君主在操作国家财政时必须接受宪政的约束。这其实是一种“宪政之礼”（constitutionalpropriety），和欧洲中世纪约束君权的宪政主义已经非常接近。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十四）的名言，当然不是什么现代民主的理念。但是，和那些以武力要挟逼英君接受《大宪章》的英格兰贵族的价值观念，可以说非常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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