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堂号

郡望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如弘农杨氏，清河张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吴兴姚氏等。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姚、王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隋朝开始创立并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贵庶子弟一律同视，使至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称其是“吴兴姚氏”之后。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姓氏中郡望堂号最多的是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则习惯称16望，即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百忍、金鉴。其中，除最后两个是堂号外，其余14个全是郡望;王姓则称23望，即太原、琅邪、北海、陈留、东平、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三槐、开闽，其中三槐、开闽是堂号。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我国的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为多。

 

堂号

堂号一指清代科举，童生经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成秀才，府考时取中前十名者被列为堂号;二指旧时一户人家的称号。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着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当地的老百姓谈论某一家族时，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例如：吴昌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等等。堂号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堂号包括郡王总堂号和自立堂号。

广义的堂号：

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 堂号会有若干个郡号。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

狭义的堂号：

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号，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

堂号的意义：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所以，堂号和郡望一样，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堂号的类别和特色：

现依据各姓氏堂号的来历、特色、分为几大类型：

一、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如翁姓的“六桂堂”、刘氏的“汉里堂”等;

二、以地域命名堂号，如海氏的“薛郡堂”、陈氏的“颍川堂”、徐氏的“东海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林氏的“西河堂”等;

三、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如弘农杨氏“四知堂”、“清白堂”， 范氏“麦舟堂”等;

四、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马氏的“伏波堂”、 屈氏的“三闾堂”、郭姓的“汾阳堂”等;

五、以传统伦理规范为堂号，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

六、以祖上情操雅量、高风亮节为堂号，如周氏的“爱莲堂”、陶氏的“五柳堂”、李氏的“青莲堂”等;

七、以祥瑞吉兆为堂号，如王氏的“三槐堂”等;

八、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如白姓的“香山堂”、裴氏的“绿野堂”等;

九、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为堂号，如林氏的“九牧堂”、徐氏的“八龙堂”等;

十、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

十一、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十二、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如“忠武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等。

总之，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族谱、建宗祠、祭祀祖先、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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