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说猴

从进化论的角度考察，猴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都属哺乳纲中的灵长目。实际上，猴只是一种泛称，我国古代习惯将猿猴并称，将猩猩等也归入猴的一类，更表明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猿与猴处于不同的进化水平上，一般而言，有尾者是猴，无尾者为猿。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区别，在生肖文化中，将猿与猴“一视同仁”也未尝不可。灵长目，全世界已发现600余种之多，有论者将整个灵长目(包括人类)划分为九类：狐猴类、跗猴类、阔鼻猴类(新大陆猴)、狭鼻猴类(旧大陆猴)、长臂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人类(见刘咸《猴与猿》，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54)。

科学研究证明，黑猩猩的智力水平与人类最为接近。英国姑娘珍妮·古道尔于中学毕业后不久即只身进入非洲的原始森林，对黑猩猩群体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艰苦卓绝的考察。这项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科研工作，揭开了黑猩猩王国的奥秘，它们有与人类近似的情感，并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其母子深情，更令人感动。珍妮与黑猩猩为友，献身于科学，并没有受到动物的伤害，反而在1985年12月的一天死于她的同类——偷猎者的屠刀下!人比动物更可怕。

在我国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有关猿猴类的动物名目繁多，约有30余种。晋葛洪《抱朴子·对俗》引《玉策记》云：“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猨，猨寿五百岁变为碖。碖寿千岁则变为老人。”尽管荒诞，但其间进化论的色彩，仍可称难能可贵。其他如碞(jú菊)，是一种唇厚而碧色的猿;狙(jū居)，一种猕猴;鯬(xīng星)，声如小儿的猩猩;碤(yòu右)，一种长尾猿;狒(fèi费)，身似猴，头似狗的动物，又名山都;狨(rónɡ戎)，即金丝猴;(tínɡ停)、(wú无)、碠(xiāo消)，全属猿的一种。猓(luǒ裸)然，一种色青赤有纹的长尾猿，又名果然。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51云：“果然，仁兽也，出西南诸山中，居树上，状如猨，白面黑颊，多髯而毛采斑斓，尾长于身，其末有歧，雨则以歧塞鼻也……”“果然”即今学名长尾猴的一种，宋人《枇杷戏猿图》(又名《双猿图》)所绘，或许得其仿佛，如图。从中也可见古人猿、猴不分的概念。

古人称身上有密毛的猕猴为猢狲，称一种似猕猴的兽为碙(chán馋)胡。还有一种叫猦母的怪兽，汉杨孚《异物志》云：“猦母，状如猿，逢人则叩头，小打便死，得风还活。”这显然属传说中的动物了。《山海经·南山经》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的鯬鯬，《海内经》又有“青兽，人面”的猩猩，或称鯬鯬即是猩猩，《礼记·曲礼上》：“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这些说法与我们今天在动物园中看到的猩猩是有一些距离的。其他如犹、猱、独、、碨、碖等等，也都是猿猴一类的动物。古人又将寄居于树上的猿类通称之为寓属，《后汉书·马融传》即有“木产尽，寓属单”之语。古人的动物分类不尽科学，并夹有传说与想象，但有如此多的汉字表示猿猴一类的动物，也可见这一类动物的种群庞杂。

古人对猿猴还有一些别名，如野宾、黑衣郎、巴西侯、山公、林泉逸士、闲云处士、白袁公、申日九卿、参军、石媚虬、胡孙、马留、狙公、申日人君、孙供奉、尾君子、孙慧郎等等，反映了古人对猿猴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在原始先民那里已有反映，如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猴饰件，材质为黑滑石，分头与身两部分，身子不加雕饰，其长为头部的二倍，并有一为穿绳索之用的横向穿孔。原始先民已懂得用简单的手法突出猴的本质特征，如圆大而深的眼窝，突出的前额等，都展示出猴的顽皮形态。如下图。

石猴形饰件 新石器时代 北京市平谷区上宅文化出土

山东曲阜出土的战国猿形银带钩，造型生动，审美与实用兼而有之。如右下图。

战国猿形银带钩

宋代红陶子母猴，别有一番情趣，手法简练传神，如下图(选自王连海编绘《中国民间玩具造型图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4)。历代艺人对猴这种动物神态的把握恰如其分，这也是古人对猴的兴趣浓厚的表证。

猴子的形象也常出现于民间年画之中，如《猴子抢草帽》、《扛箱官》等，诙谐之中不无封侯进爵的人生企盼。一些以猴为题材的吉祥画也正是迎合世俗心理而画的，如画一老猴背上驮一小猴，取其“辈辈封侯”的吉祥寓意。如下页下图。若画一猴在枫树上摘取枝上所挂一印，寓意则是“封侯挂印”;若画毛猴跨一骏马而行，则寓“马上封侯”之意。看来猴这一生肖有与财源或官场结缘的特点，因而于古代民间大有市场。

十二生肖之中，猴最具灵性，于是古人有关人猴可通婚育子的传说就有很多，这被一些民间文学研究者归纳为“猴娃娘型”的故事。东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中早有“南山大碖，盗我媚妾”之说，碖(jué决)，就是大猴。晋张华《博物志》，托名陶潜《搜神后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薛用弱《集异记》中，有关猴抢女的故事在所多有，并不罕见。如《博物志》卷9：

蜀中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碖，一名马化，或曰碞碖。伺行道妇人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不取养也。及长，与人无异。

至于《搜神后记》卷9所记猕猴与官妓有私一则，也属于人猴婚姻一类：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妊，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子。妓女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一年少，著黄练单衣，白纱鯬，甚可爱，笑语如人。”

在同类故事中，最引人入胜者要属唐人小说《补江总白猿传》一篇了。南朝梁欧阳纥在南征途中，其妻为一神猿所掠去。欧阳纥千方百计寻至一处，见有妇人数十，其妻也在内，皆为神猿所掠。诸妇人助欧阳纥用计杀死神猿，此猿临死前对欧阳纥说：“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据说，神猿之子就是唐初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欧阳询，因为他长相似猕猴，因而被人造作小说如此嘲谑。这一传奇故事很有名，宋人的《清平山堂话本》收录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即取材于这个故事。

钱钟书《管锥编》有云：“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中华书局1979，第546页)在民间传说中，有雄猴抢夺人类女性的故事，也有雌猴喜好人类男性的传说。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已有如下记述：“西方有兽名碢，大如驴，状如猴，善援木，纯牝无牡，群居要路，执男子合之而孕。”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7“野婆”一则，记今广西一带“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然而这种似猿的野婆：“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诸如此类人猴相交的传说，除反映两者相类似的本质特征外，也是上古社会“抢夺婚”习俗的一种曲折反映，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价值。如《易经·屯六二》云：“屯如碔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所讲正是上古抢夺婚的景况，与猴强人为婚的传说或许有一定的联系。

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流传着“猴屁股为什么是红的”一类典型的“猴娃娘型”民间故事，大致情节无非是一女子被猴掠入山洞，为猴生下儿子。女子母亲或兄弟千方百计寻到女子，救护还家，猴则携子追至女家，留恋久不去。女家为绝猴念，设计将猴来时常坐的石碾子烧热，猴子不知，携子照坐不误，结果屁股被烫得通红并掉了毛，于是留下了红屁股猴的趣谈。类似故事自然出于人们的想象，却也反映出中国人的几许机智与幽默。人猴通婚育子，有论者认为是上古人类动物崇拜的遗存，自有道理，但如果说是人类遗传中返祖现象的曲折反映，更易理解。

由于基因变异等原因，女子十月怀胎生下毛孩或有尾巴遗存的婴儿乃至头颅偏小的畸形儿等等，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也常见诸报道。这种返祖现象导致了人们的遐想，认为这是“猴之子”而非“人之子”，于是以讹传讹，就有了人与猴婚故事的不胫而走，四方流传。据有关报道，四川巫山有一位生于1939年的“猴娃”，病故于1962年，当地传说其母曾被大青猴掳入山中20多天，于是受孕生下此“猴娃”。这当然是臆断，该人或许先天缺陷，或许因返祖现象而多毛有尾。人们不从病理上寻找原因，偏要将猴子作为“替罪羊”，这对猴子是不公平的，同时也表明了人与猴子的亲缘关系，这又是十二生肖中绝无仅有的。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是一个集猴性、人性、神性为一身的统一体，有七十二般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寄寓了人们向往自由、征服自然的意志。孙猴子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这一神猴却非人猴通婚的产物，而是一块仙石受日精月华而迸裂出的石猴，这自然是小说家言，其形象来源究竟如何，曾引起众多学者加以探讨的极高兴趣。有论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源于唐代传奇小说《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有论者认为孙悟空本是舶来品，其形象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还有一派学者调合二说，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是无支祁与哈奴曼的合二而一，可称之为“混血说”或“综合说”。也有论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直接源于佛典。总之，众说纷纭的事实反映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如果说《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综合影响下的产物，就更能体现猴生肖文化的丰富性了。

猴的灵巧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不乏记述，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勾践阴谋外传》所述袁公事，就是对猿猴的神化。春秋时越王勾践为向吴国复仇，听从相国范蠡的建议，去请武艺高超的越处女。处女在路上遇一自称袁公的老者，二人比试剑法，袁公手拔一竹为剑，越女以竹梢还击，袁公飞身上树，化作一只白猿而去。越女告别袁公，去教越王兵士剑术，受到人们的称道。袁公为什么要现身与越女比剑?故事并没有交待清楚。然而细细寻味，袁公的剑术正是越女天下无敌的一个铺垫，因为猿猴在人们心目中是灵巧迅捷无比的。现代武侠小说家金庸曾以此故事为素材，创作《越女剑》短篇小说，情节设置，自然又生动了许多。

此外，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所述“猴盗”一则，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2所记幼猿恋母一则，无不展示了猴通人性的道理。古代的猴戏也由此而生。在今天的杂技或马戏表演中，人们不难欣赏到驯猴的表现，穿着彩衣的猴子竖蜻蜓、翻跟头、骑羊钻火圈，其天真活泼之态，颇受儿童的欢迎。三、四十年以前，全国城乡也常有耍猴人活跃于街巷通衢之中，尽管表演简单，猴只穿红衣，戴面具，或敲锣，或倒立，或向人行礼，但也可迎来围观者的阵阵喝彩。猴戏的产生与猴本性机敏、善于模仿的习性有关，清代民间艺人画稿《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有《耍猴图》，可见当时街头艺人表演猴戏之状况，如图。

猴戏历史悠久，至迟在汉代的“百戏”中已见端倪。东汉张衡《西京赋》描写汉宫廷的百戏杂陈即有“熊虎升而拿攫，猿碤超而高援”的描写，若不是作者之夸饰或想象，可见当时的驯兽技术的高妙。晋代傅玄写有《猿猴赋》，形容猴戏有“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嗔”的描绘。南朝齐梁时代，三朝设乐已有“猕猴幢伎”等四十九种名目，见《隋书·音乐志上》。但这似乎只是人扮猕猴作戏，而非真正的猴戏。唐五代时，猴戏在宫廷中大行其道，唐昭宗于逃亡途中，跟随他的技艺人中只有一弄猴人。据说那猴能随班起居，唐昭宗因而赐其绯袍(唐代四品或五品官员的服色)，号曰“孙供奉”。这倒应了秦末人骂项羽的那句话：“沐猴而冠。”(《史记·项羽本纪》)唐昭宗的无聊之举也引来诗人罗隐的笑骂，其《感弄猴人赐朱绂》诗云：“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有趣的是，此猴似通人性，朱温篡唐后，此猴不愿服侍新主，向朱温跳跃奋击，终于被杀(见宋曾慥《类说》卷19引《幕府燕闲录》)。这就是后话了。

以耍猴出名者为五代时蜀人杨于度，据《太平广记》卷446引《野人闲话》云：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狲……常饲养胡狲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不起。于度喝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狲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

猴的佯醉表演，出神入化，令人叫绝。这不禁令人想起侯宝林先生的相声《醉酒》，卧于街头的醉鬼，阻碍交通，自行车、公共汽车全不让，一听说救火车来了，才起身而去。取材或本于此。

在唐代，猴戏甚至融入宫廷礼节，引来宋人的疑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可见封建政治的荒唐。宋代以后，猴戏在市井民间大行。明初宰相胡惟庸家驯养猴十多只，可供驱使、歌舞。清代艺人韩七竟能办一个全用猴串演戏剧的戏班，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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