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西安“盗经”之谜

1923年12月，康有为西安“盗经”成为《新秦日报》、《关西日报》等报刊的头条新闻，西安大街小巷的热门话题，直闹得这位“康圣人”狼狈不堪，悻悻离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欲知此事真相，还须从康有为西安之行谈起。
1923年10月，康有为再赴洛阳后，有感于“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韩愈《石鼓歌》)的历史性错误，决意乘兴入秦讲学游历，弘宣儒教真谛，一睹秦汉胜迹。于是，他请吴佩孚致函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转达了自己西入长安的心愿。刘为讨好吴大帅并附庸“康圣人”的风雅，遂一口答应。
在门人邓毅和二女康同壁陪同下，11月5日，康有为风尘仆仆赶到西安，下榻中州公馆(今西安六中校址)。经过一番迎来送往的应酬活动后，从14日开始，康开始了在西安的讲学游历活动。30日，康在卧龙寺讲演佛教问题时，听说该寺藏书甚丰，遂请求参观，住持定慧法师当即表示欢迎。
康对佛教素有研究，在佛教经典古籍版本鉴别方面，造诣尤深。12月初，在陕西佛界人士康寄遥、郑维翰等人随同下，康乘兴参观卧龙寺藏书楼。在参观过程中，康于蛛网灰尘之下，意外地发现了《碛砂藏经》。经康鉴定，竟系宋版。于是，康大喜过望，回头对康、郑等人兴奋地说：“如此珍宝，应妥善保管。”并建议应立即将此经影印出版。此举获得了定慧法师的赞同。
第二天，康派人至卧龙寺，经协商，与定慧法师签订了影印合同。合同规定：该经由康振人运往中州会馆校勘，然后送上海影印。事竣后，原书仍归还卧龙寺，并向该寺赠书若干套。
数天后，康请刘镇华派兵用汽车运书，因兵士均系外行且不负责任，致使该经书中夹杂其他经书，沿途又时有丢失，故引起卧龙寺僧伽不满，双方遂生口舌。西安各界人士闻讯，群起攻康，一时满城风雨，皆云康有为“盗经”。
未几，西安佛界及各界人士组成陕西保存会，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康有为“盗经”斗争。保存会上书省参议会并向省法院起诉，严厉谴责康的“盗经”行经，坚决要求法院审理此案。接着，保存会又公开发表声明，呼吁西安以东沿途驻军，截留康等所盗之经(事实上，该经并未运出西安)。保存会还致函上海帮会头目徐朗(陕西三原人)，嘱其在上海登报揭露并阻止康有为私自影印。于是乎，全国风声鹤唳，处处草术皆兵，兴师问罪之声，响彻九霄之上。
书生气十足的“康圣人”，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闹到这种地步，连忙登报极力表白：“有为完全按照协议合同行事，如何为盗?”然而，长于言辞，雄辩滔滔的康有为，此时纵然满身是口也说不清了。在此种情况下，康只得一走了之。1924年1月6日，康遂在军队护送下乘汽车离开西安，东去洛阳避难。
那么，所谓康有为“盗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谜底，只好由康有为来解了。
原来，康有为其人思想守旧而狂妄自大，常摆出“孔教巨子”的身份以师长口气训人。在西安期间，他的这一老毛病仍然未改。其次，新派人物，省建设厅厅长刘楚才陪同康游览临潼华清池，康突然问刘：“你是建设厅长，说一下温泉水含的化学成分是啥?”刘毫无准备，一时竟哑口无言，难以下台。又有一次，长安县县长王山樵陪同康游览兴教寺，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王询问长安县人口和户数。王一时不慎，误将户数回答得与人口一样。康挖苦王道：“贵县每户都是一口人吗?”王自知失言，顿时面红耳赤。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康有为这种傲慢无礼的做法，终于激怒了西安各界人士。于是，杨叔吉、李仪祉、康寄遥等人便借康运经一事发难，掀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康“盗经”斗争。
由此可见，当时西安各界人士指斥康有为“盗经”虽事出有因，但却并非事实。事实上，康有为的确是想影印宋版《藏经》以广流传，并无“盗经”的念头和行为，只不过因小失大，弄巧成拙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1934年12月，在朱子桥将军等人的帮助下，在陕西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宋版《碛砂藏经》终于在上海影印出版。平心而论，康有为仍可排在功臣榜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