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古探幽—裴李岗遗址探幽系列之二小人物和他们的大发现

    农民耕地时发现了奇怪的石板，就拿回家当了搓衣板、小凳子…… 追溯裴李岗文化的发现过程，薛文灿是不能不说的人物。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薛文灿还在裴李岗村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校长，学校和裴李岗村隔着条小河，下雨的时候，他常常送学生回家，也常到这个村子里做家访。在裴李岗一学生的家里，他看到粪坑边搁着个奇怪的带腿儿的石板，学生家长憨憨地笑着说，那是犁地的时候犁出来的，不知道是啥东西，搬回家里就搁那儿当搓衣板了。
　　在别的村民家，薛文灿也曾看到过那样的石板，有的被当成凳子用，有的垒在鸡窝下，铺了草，成了母鸡下蛋的所在。当年，薛文灿还是个考古的门外汉，看着那东西古怪，可也说不出个名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薛文灿被调到县文管会编写县志，才开始接触考古工作。
　　薛文灿回忆说，当地农民挖出的这些石斧、石铲、石磨盘也曾引起过考古部门的注意。１９７２年２月，《河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介绍河南文物的文章中，就曾提到裴李岗出土的这些文物，但因为年代不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１９７６年，新郑县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封地区文管会专门在当地举行了一期文物考古培训班，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教师李友谋、陈旭长期住在这里为学员们讲课。李铁旦进城的那一天，薛文灿正在培训班上课，他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景：那是１９７７年４月２日，李铁旦在大门口和我碰了个照面，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放说：“你让发现文物就报告，俺给你背来了！”
　　薛文灿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刚做过文物保护宣传，没想到两三天就有了效果；另一方面他在心里抱怨这个小伙子太莽撞了，挖掘文物只能由专业考古人员操作，李铁旦直接把文物挖了出来，他担心文物和遗址会被破坏。薛文灿急忙打开麻袋，石磨盘别致的器形立刻就吸引了所有在场的考古工作者，他当即带着两个人和李铁旦一起背着石磨盘返回了裴李岗村。
　　这一趟裴李岗之行注定要给中国的考古史添上厚重的一页。薛文灿让李铁旦把石磨盘放回原处，果真严丝合缝——证明石磨盘确实是刚从这儿挖出的。他们迫不及待地就地展开调查，很快就在不远处又发现一具人骨，并且头骨已被料礓石所封裹，头骨两侧还各有一件陶器——这显然是一座墓葬遗址！薛文灿知道只有年代非常久远的墓葬才能形成料礓石。他和同事立刻意识到遗址的重要性，当即和村干部商量，暂停在遗址上的土地平整工作。
　　１９７７年４月８日，李友谋、陈旭和薛文灿带着考古培训班的学员们开始了试掘工作。短短几天就挖出了８座墓葬，并出土了一些石器和陶器。通过整理分析，他们发现这些出土的遗物和仰韶文化的遗物不同，未采集到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片，出土陶片的陶色只有红陶和灰陶两种。这难道是一种新文化？它的年代可能比仰韶文化还早吗？薛文灿的心情就像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一样，惊喜、渴望、忐忑、疑惑交织在一起。夜晚生产队的草房内，简陋的窗纸挡不住阵阵春风，煤油灯闪摆摇曳，忽明忽暗，薛文灿和他的同伴就在这里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写出了试掘工作简报。
　　试掘取得的成果立即引起了河南省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但他们也确定不了发掘出的文物所处的年代。于是，薛文灿和两位同志一起，登上了进京的列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石器室主任安志敏先生看了他们带来的标本和简报，连头都没抬就说：“情况很重要，得马上向所长汇报。”薛文灿一时口干舌燥，说不出一句话，心里紧张得像有小鹿在踹。几分钟后，这几位来自中国最基层的文物工作者，与当代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夏鼐面对面坐在了一起。
　　夏鼐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当时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听了安志敏的汇报，他立刻中断会议，接见薛文灿等人。考古学家似乎都是言简意赅，他看了文物标本和试掘简报后也只说了两句话：“新苗头。很重要！”接着就问遗址中的木炭标本带来了没有（考古界普遍通过测定Ｃ１４的方法来判断文物的年代）。夏鼐所长把裴李岗遗址中的木炭标本亲手交给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叮嘱他们：尽快检测。
　　临别时，薛文灿和夏鼐所长握手告别，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他两位同志也兴奋得两眼放光。稍稍平静后，他们又拿着一包陶片找到了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苏先生从摊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堆陶片里拿起两块，用手指摩挲着，张口就说：“至少７０００年以上！”
　　２０多年后的今天，薛文灿老人向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平静而从容。从薛文灿说到和诸位考古专家接触的情景时，对当时每个人的语言、动作、表情都叙述得如此准确而清晰，不难看出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那份试掘简报安志敏看了整整３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的测定报告也出来了，证明裴李岗遗址的文化遗存延续年代距今的确为七八千年！中国考古界最具权威的《考古》杂志在１９７８年第一期刊发了这份简报。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了强烈震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开封地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先后组织了３次大规模的挖掘，发现许多灰坑、陶窑和１００多座墓葬，出土斧、铲、镰、刀等磨制石器１００多件，鼎、罐、壶等陶器２００多件，还有骨针、骨簇、骨锥以及少量的装饰品；在这里考古专家们还挖出了猪、羊和其他小动物的遗骨。裴李岗文化最终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并予以命名。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使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早期考古的一项空白，将中国农业文明提前了１０００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