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温玉成：“西天诸神”怎样来到中国？

世界三大×之一的佛教作为中国国民最为信仰的×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伴随着“西天诸神——古代印度瑰宝展”在河南博物院的隆重展出，人们又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我们的南亚邻居，而起源与于印度的佛教也因此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究竟印度的“西天诸神”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3月17日下午，龙门石窟研究所研究员温玉成做客河南博物院，将西天诸神莅临中国的始末向大家娓娓道来：

印度的“西天诸神”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温玉成先生说，概括地讲，“西天诸神”是经历了公元2—12世纪的一千多年漫长岁月，从西域丝绸之路，从南海海路，或直接翻越喜马拉雅山山脉，陆续来到中国大地的。    最早流入×的祆教——火祆教    在中亚的东部，是我国的×。在天山南北，散布着于阗、龟兹、疏勒等城郭诸国。大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已传入这一地区。1977年发掘的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古墓群20号墓出土了火祆教祭器“承兽铜祭盘”，就是物证之一。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东汉晚期，火祆教已秘密传入中国内地。    最早来到中国的神衹——释迦牟尼佛    公元1—2世纪，东汉帝国与贵霜王国在×有频繁的接触。公元90年，大月氏副王率骑兵七万，跨越帕米尔高原攻打班超，被击退，就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大约在2世纪，最早来到×的神祇是释迦牟尼佛。在和田市南玉龙喀什河畔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出土了了一尊高12厘米的泥塑立佛，左手下伸，提袈裟一角；右手举起，作无畏印，是典型的犍陀罗早期式样。

宏观地讲，×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首先接受了祆教文化，继而又接受了佛教文化。研究表明，于阗赛语文献中，往往用祆教词汇翻译佛教词汇。梵文的太阳，被译成阿胡拉·马兹达；梵文的吉祥天女，被译成波斯古经中的圣阿梅提斯神等等。在库车县克孜尔石窟171窟窟顶上，日神坐着马车，正是火祆教太阳神密特拉的形象。224窟中，佛的双肩上冒出火焰，38窟窟顶上用双头鹰表示金翅鸟。在60窟主室侧壁塑像台座上，绘有颈系绶带的立鸟纹，外面环绕联珠纹，正是火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上所记述的神鸟形象。    “仙佛模式”——原有文化对新文化的诠释    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先哲老子、孔子等创立了哲学及社会伦理体系。但是，诸子百家并未创立×。这在某种意义上，制约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布。温玉成先生说，如果商周时期中国创立了一种影响大的×，中国文化借着这个载体就传播出去了。历史证明，老庄及儒教学说很难在其他民族中得到信仰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至于“老子入夷狄为浮图”的故事，虽然并非史实，却代表了历史思潮的必然走向，当初，佛只是祠祀神仙的一种。汉桓帝在宫中，也是黄老、浮图并祀。这就是说，在中国人接受佛教之初（公元1世纪中下叶），就创造了老子像与佛像。在公元前1—3世纪所创造出的“仙佛模式”。佛则被想象成类似于西王母一样的神仙，湖北省鄂州市五里墩出土三国时代的铜镜上，四川省彭州市征集的陶器座上，“仙佛”都坐在龙虎座上。有的“仙佛”头戴三山冠。很显然，“仙佛”与犍陀罗式佛像，不属一个系统。

最早光临西域的释迦牟尼佛，在东汉末至三国前期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孔望山的立佛与坐佛，四川乐山市麻浩及柿子湾崖墓墓门上方所刻的坐佛，都作无畏印，与和田的立佛属一个系统。湖北鄂州塘角头出土的陶塑坐佛，则作禅定印，其形制是否从南海海路而来，还有待研究。

大约在公元300年前后，“仙佛模式”趋于消亡，“西国佛画”取而代之。他们曾并存了一段时间，日本奈良新山古坟出土的三角缘佛兽镜上，就是“高肉髻的佛”与“戴三山冠的佛”并存于一面镜子上。    最初的佛教文化高潮——南北朝时代    中国佛教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南北朝时代，很多国家甚至把崇佛定为国策，从政治上扶持佛教，从而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西天诸神也都接踵而至的来到了中国，除坐佛、立佛、侍立菩萨之外，又请来了交脚菩萨、思惟菩萨、天人(含飞天）、莲花化生童子。石窟也有最初佛×禅观的需要变成供养者做功德的需要。做功德的主要目的是表忠显孝，这就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了，从而使造像活动急速扩展开来。

公元5世纪中叶前后，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敦煌莫高窟相继开凿。5世纪末至6世纪，洛阳龙门、巩义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固原须弥山、义县万佛堂、安阳宝山、邯郸响堂山、太原天龙山，甚至徐州云龙山、南京棲霞山等等石窟相继开造蔚为大观。    “神分四路”莅临东土    一、有佛经的叙述和西方造像的依据，在艺术风格上加之中国人自己的审美观念，由北魏前期的雄浑健壮，到后期的秀骨清相，再到北齐、北周的面短而艳的演变脉络。

二、由印度教诸神演化而来的佛教护法神，如云冈8号窟的三头六臂骑牛的大自在天（湿婆化现），三头四臂的大梵天等，原为印度教中的主神。南北朝晚期的“十神王像”、“天龙八部像”，也由中国人加工而成，在印度没有经过刻意的组合。

三、佛经中虽有记述，但西方未有造像依据，则经过了中国人大胆的创作。如甘肃省庆阳北石窟寺165窟的天王像，取材于当时大将军的形象。安阳市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的传法廿四圣僧像，取材于当时比丘的形象。

四、中国人将不同×的神像造在一起进行调和，祭祖像和祭佛像被紧密联系，祖先崇拜与佛教崇拜合二为一，创意与影响十分深远。    根本道场随诸神东迁    隋唐以来，佛教诸神的队伍急剧扩大，有的源自印度，有的则是中国的创作。如骑狮子的文殊菩萨像、骑象的普贤菩萨像、十六罗汉像、三十三观音像、禅宗及天台宗祖师像等。连凶恶的鬼子母像，到了中国，也一变而为人性化的母亲与子女像。唐代所出现的巨幅“经变画”，如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法华经变、涅槃经变、华严经变等等，把深奥的佛经用生动的图画变现，通俗易懂，大大普及了佛教文化。

从武则天时代起，密教诸神来到中国，重要的有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缽文殊、戴宝冠的大日如来、各种忿怒明王、象首神圣天（毗那夜迦）以及胎藏界、金刚界曼陀罗所列诸神等等。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是晚唐纯密神像之集大成者（公元874年）。

“夜叉”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恶鬼，本是印度土著达罗毗吐人信奉的小神，被佛教吸收为护法小神。可到了中国，为了表现其骁勇威武的形象，先变为勇健之士，再变为青面獠牙，非人非兽的神怪。夜叉一词也由褒义词转为贬义词。

晚唐以来，供养人的地位显著提高，到了五代时期，国王、皇帝一级的供养人甚至加入到佛龛之内，成为佛国的一员。

依据中国佛×所言，不但西天诸神来到中国，甚至四大菩萨的“总部”（根本道场）也搬到了中国。文殊在五台山，普贤在峨眉山，观音在普陀山，地藏在九华山。元明以来，迦叶也搬到了云南省宾川县鸡足山。    从三教论衡到三教合一    唐代，中国信徒编造了一部《佛说父母恩重经》。中晚唐时，敦煌有四幅《父母恩重经变》壁画。宋代，四川省大足宝顶山刻出了佛抬父棺的雕像。金代，河南省嵩山少林寺一碑上刻出了三身像，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公元1209年）。经历一千多年人世沧桑后，中印两大民族的儒释道三位圣人，终于站到了一起。由三教斗争、三教论衡，最后是三教合一。金代的全真道，也是把《道德经》与《孝经》、《金刚经》并列为经典的。中国人的“中道”圆融了三教。    “末法”时刻的到来    公元1203年，阿富汗的郭耳王朝伊斯兰军队占领东印度，为佛教鸣响了丧钟。“西天诸神”中的时轮金刚作为最后一名到访中国的大神在12世纪末叶走进了中国的西藏。

西藏人民的艺术创造深受汉印佛教的影响。在寺院建筑、石窟、壁画、唐卡、摩尼石、藏戏上都有表现。他们创作的一系列高僧大德像，如莲花生、阿底峡、米拉日巴、宗喀巴等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元世祖忽必烈以来，×曾一度传入蒙古上层人士中。明代万历以来，×再度传入蒙古地区，逐渐深入民间。约至清代后期，蒙族人民创造了“骑骆驼的护法神”（彩绘，今存乌兰巴托），表达了蒙古人护法的大愿，这应该是中蒙人民创造的最后一位佛教神像。

讲座最后，温玉成先生总结道：一千多年来“西天诸神”纷纷来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佛教本是主张行善的、和平的、爱国的×，是反对暴力的×，为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今天，当然也需要剔出其迷信的糟粕，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态势，佛教也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