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华夏文明之根

一、

三代年表既明，五帝文化必探

1996年5月，在当时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同志的倡议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了。在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等组织领导下，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方面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的协作奋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已经出版，最新版《夏商周年表》隆重推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创了我国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者联合攻关探讨中国重大历史课题的先例，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中国考古学数十年来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科学材料，学者足可据以补充、改写中国古代史，甚至重写中国先秦史。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力，我们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和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就为“五帝时代”历史和文明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动下，相关学科均得到了有力促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以考古学为例，以夏商周断代为主要科研目标的考古发掘，在全国十余个古代遗址上相继展开，成果丰硕：偃师商城大城年代的确定、小城的发现、宫城内宫殿建筑和池苑遗迹的发掘等，确认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之后所营建的都城、偃师商城的始建可作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化的界标；沣西遗址的发掘，以确切的地层关系和典型的陶器群作依据，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两代文化树立了科学标尺；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晋侯墓地的揭露、北京琉璃河“成周”卜甲的出土，均是考古学上的重大收获。另外，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邢台东先贤等遗址的发掘，也为夏商考古学的进步，做出了新的贡献。

宋健同志曾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为题，大声呼唤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时，他又引《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史学界共勉，企盼在夏商周纪年确定之后，进而考察夏代以前“五帝”时代的历史[1]。这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和科学界领导人的心愿，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民族寄予我们的厚望！

尽管“文明”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文明”的标准有不同的衡量方法，但我们有了夏商周这个已知数作为厚实的基础，通过一番努力，完全可能构筑夏代之前“五帝时代”的历史屋架。

乘《夏商周断代工程》胜利结题之东风，描绘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画卷吧。

二、环环相扣的古文化链，久久流淌的古文明河

长期以来，我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二十年间的一些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眼界，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在惊叹的同时，豁然明白：中华远古文化是多源和多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久远的，成分是复杂的。有学者把龙山时代中华文明形成期的历史状况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2]，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

在辽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气势雄伟的庙、坛、冢遗迹，出土大量具有礼器性质的玉器、彩陶等器物；在海岱地区发现了多座龙山时代的夯土城垣、高规格的大型墓葬，出土若干用作礼器的玉器、陶器，还在陶器上发现了连缀成篇的文字；在汾河下游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夯土城垣和规模庞大、等级森然的墓地，出土了包括铃和齿轮状器在内的铜器、玉礼器、大型漆木器和石磬、鼍鼓等文物，在陶器上更发现朱书文字；在江汉地区发现了石家河文化的大型聚落群址，出土一批玉器和陶塑品；在江淮地区发现了薛家岗文化，出土若干体现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玉器；在太湖地区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群遗址、诸多的高台祭坛和大型墓葬、夯土建筑基址，出土大量种类繁多、花纹精美的玉器……考古学事实表明，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出上述文化遗产的时候，已经摆脱氏族制度的多重纠缠，争相沐浴着文明的曙光！

然而，当我们顺着各地龙山时代“万国”的足迹，追寻夏商时期的历史归宿时，不禁诧异：那些辉煌耀眼的“古国”，或者花容凋零，或者消失得无影无踪，纵或有傲然挺立过来的，也只是偏居一隅，独守一方。以大型都邑、青铜器和文字为旗帜的夏、商、周王朝的基石，全部稳稳地植根于黄河中游的平原上。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夏、商、周三代在王国建立伊始，无不首先据有中岳嵩山周围的所谓“中国”之地：历史文献记载的“禹居阳翟”、“禹都阳城”、“桀都斟鄩”、“汤都西亳”、“武、成洛邑”，均在嵩山附近；考古发现的具有古代都邑规模和内涵的大型遗址――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包括郑州小双桥），皆雄踞嵩山的左右两侧；已经发现线索的西周洛邑，也位于嵩山西北洛阳平原上。再后来，历代王朝在洛阳平原立都者甚多。是什么力量吸引夏、商、周三代君王定鼎嵩山附近呢？优越适中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土肥水美的生态环境，四方辐辏之文明轴心，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嵩山地区（这里泛指以中岳嵩山为中心方圆百余公里的地方）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即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地区，尤其是距今七八千年以来，大量人口聚结在嵩山地区，不断创造着灿烂的文化，积累着文明的因子。反映在考古学上，则是考古学文化前后连贯，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古文化长链，文明因子逐步积累，终于聚合为文明的种子，在中原腹地落土生根。

洛阳凯旋路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物[3]，表明当时已经有人类在洛阳居住。洛阳以西的三门峡地区屡屡发现旧石器[4]，说明洛阳的旧石器居民并非孤立。

新时器时代早期，在嵩山地区有若干裴李岗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新郑裴李岗[5]、沙窝李[6]，新密莪沟北岗[7]、马良沟[8]，汝州中山寨[9]，新郑唐户[10]，巩义铁生沟[11]、水地河[12]以及登封双庙沟、王城岗，荥阳织机洞[13]等。裴李岗文化人们已经生活在精心构筑的村落中，过着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定居生活，并饲养家畜，进行渔猎。使用非常精致的石磨盘、磨棒加工粮食，能够制造多种多样的陶器和石器、骨器，墓葬中随葬刻符龟甲和骨笛，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较高的精神生活。

新石器时代中期，嵩山地区人类聚落更加密集，经济文化更加发达。此时以嵩山为中心分布区的古文化遗存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其在嵩山地区的重要遗址有：郑州大河村[14]、西山[15]，荥阳青台[16]、点军台[17]，禹州谷水河[18]，汝州中山寨[19]、阎村[20]、大张[21]、北刘[22]，洛阳王湾[23]。人们用厚而高的夯土墙卫护自己的聚落，居住在地面起建的多间一体的房屋中，使用着绚丽多彩的陶器――陶器上用黑、红、棕等染料描绘着太阳纹、月亮纹、花卉纹、几何纹等，在阎村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上还发现彩绘“鹳鱼石斧图”。石器多经精心磨制，种植粟、稻等农作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嵩山地区进入龙山文化时代。早期龙山文化遗存发现于郑州大河村[24]，登封告成北沟[25]，禹州瓦店[26]、谷水河[27]，偃师二里头[28]等遗址，以篮纹、绳纹灰陶为特征，上承当地仰韶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遗址在嵩山地区的分布非常密集，较重要的遗址主要有：洛阳王湾[29]、西吕庙[30]、锉李[31]，孟津小潘沟[32]，偃师灰嘴[33]，新密古城寨[34]，登封王城岗[35]，禹州瓦店[36]，汝州煤山[37]等。

此时，嵩山地区社会发展有了新的成就：在郑州牛寨遗址出土铜块[38]、登封王城岗出土残铜器、汝州煤山出土熔铜坩锅，表明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人类社会已踏入了金属时代。在洛阳锉李等遗址，发现了水井。城堡增多，登封王城岗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夯土城圈，面积约1万平方米，城内有用人作牺牲的夯土建筑。新密古城寨城址，夯土城墙尚保留在现今地面之上，城址面积将近1.8万平方米，城内有带三面廊庑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另外，在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也发现龙山文化城址，它们虽然距离嵩山稍远，但是与登封王城岗城址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平粮台古城约34000平方米，城门旁有用土坯砌筑的门房，城门路土下埋设着排水陶管，城内有建筑在夯土台基上的土坯排房，城内还发现铜渣块[39]。郝家台古城面积约33000平方米[40]。

继龙山文化之后，嵩山地区诞生了新砦文化。新砦文化以新密新砦79H7、H3、H11[41]、汝州煤山70H3[42]、75H30、H70[43]、偃师二里头ⅡH216、ⅤM57、ⅧH53[44]、93ⅣG1[45]、巩义稍柴H20、H35[46]为代表，目前发现的重要遗址分布在伊、洛、颍、汝流域。新砦文化考古成果还不够丰富，就现有材料而言，新砦文化已经有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范围约在１平方公里以上，有了一些颇具“王气”的陶礼器——如大型三足皿、磨光黑陶圈足盘、高柄豆、薄胎鬹等，使用青铜工具和礼器。

新砦文化发展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广袤，其核心是嵩山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发展到崭新阶段，现已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基址、随葬大量青铜器和玉器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成组青铜容器和兵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精美玉器、彩绘饕餮纹漆器、精致的陶礼器。

商汤伐夏桀，嵩山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商王朝在这里建造了两座雄伟的城池――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嵩山地区成为商代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如此连绵不断的古文化长链，把一个地区的古代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到青铜文明时代的发展轨迹，勾勒得脉络清楚、历历在目，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这是嵩山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大熔炉，文化大荟萃

嵩山地区不仅有着连绵不断的古文化，而且这里还是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在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时期曾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

仰韶文化晚期，原本扎根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人们，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大举西进，到达颍水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在嵩山地区共存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龙山早期，大汶口文化因素仍见于嵩山地区。就目前所知，嵩山地区所见包含着大汶口文化重要遗存的遗址主要有：偃师滑城[47]、二里头[48],洛阳锉李,孟津寺河南[49],郑州大河村[50]、林山砦[51],荥阳点军台[52],禹州谷水河[53]、瓦店[54],新郑唐户[55],汝州北刘庄[56],平顶山寺岗[57]等。丰富的考古学遗存证明，颍水上游和伊洛河下游，曾经成为大汶口文化一个地方类型的分布地[58]。

大汶口文化据泰山、临大海，兼大陆与海洋文化之优势，纵横驰骋，北越渤海登陆辽东半岛，南走黄海直下江南杭州湾。它向嵩山地区的进军，实现了临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大交融，为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就在大汶口文化大举西进的同时，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屈家岭文化也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向着原本属于仰韶文化领地的南阳盆地推进，因而在淅川[59]、唐河[60]、镇平[61]、内乡、南阳、社旗、方城、新野、桐柏[62]等市县，均发现了屈家岭文化遗存。

屈家岭文化占据了南阳盆地之后，继续向北方扩展，其影响直达嵩山南北。我们在禹州谷水河[63]、汝州北刘庄[64]、郑州大河村[65]、洛阳王湾[66]等遗址屡屡发现屈家岭文化因素，说明屈家岭文化的触角已经伸展到了黄河岸边。

屈家岭文化据长江腹地，扼南北通衢，是当时稻作文化的主要代表。它掠过淮水上游直指黄河中游，把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体系进行了沟通，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文化的进步。

三个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文化在嵩山地区的聚汇与融合，亦即来自海岱地区、江汉平原、中原腹地三个人群集团的聚汇与融合，对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强劲的激化和推进作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诞生在嵩山地区，绝非偶然。

其实，不惟海岱、江汉地方的仰韶时代的人们参与了中原逐鹿，中原以外地方的龙山人也为中原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二里头文化中的某文化些因素可追溯到远方的龙山时代文化中。例如，二里头文化的弧刃玉钺与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玉钺相仿；二里头文化的直刃玉钺、条形玉圭、端刃玉璋等，只能溯源至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一端宽一端窄的不对称形玉刀，是西北地区龙山时代玉刀的常见造型；二里头文化的长梯形多孔玉刀，在江淮、海岱以及西北高原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中，屡屡可见。二里头文化崇尚酒器，不但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量精美酒器，就是墓葬中的随葬品也是以酒器为主，这一习俗与山东龙山文化如出一辙。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嵩山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吸收了若干周边地区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

二里头文化中包含有东南地区马桥文化的因素。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鸭形陶壶，在上海[67]、浙江[68]等地多有发现，可能是马桥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所致。

二里头文化中有少量的几何纹硬陶，酱色，陶胎坚硬[69]。这类器物应该是来自东南地区的产物，或受东南地区同期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器物。

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曾对二里头文化产生较大影响，例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部分陶器具有鲜明的岳石文化特征：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中常见的夹砂褐陶篦纹侈口深腹小平底罐[70]，与岳石文化的同类陶器[71]非常近似；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凸棱平底盆[72]与岳石文化的同类陶器完全相同[73]；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半月形双孔石刀[74]，与岳石文化石刀[75]特征相符。

二里头文化中，还有不少来自豫北、冀南地区下七垣文化的文化因子。例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弦纹或绳纹的束颈盆[76]，与邢台葛家庄遗址出土的下七垣文化同类陶器[77]非常相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橄榄形细绳纹深腹罐、薄胎卷沿细绳纹鬲[78]，与邢台葛家庄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79]基本相同。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云雷纹束颈盆，圆唇侈口，束颈鼓肩，通体磨光，饰一周拍印的云雷纹[80]，与新乡潞王坟出土的一件同类陶器[81]，几无区别。

二里头文化少量陶器上饰彩绘图案，与岳石文化相同。而在陶器上彩绘各种花纹是北方草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突出特征。

就目前资料而言，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嵩山地区那样，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时广泛而大量地吸纳周围地方的文化精华。正是由于四方文化不断地向中原汇聚，在嵩山地区形成一个文明的炼炉，一些所谓夷狄戎蛮文化的精华，在这里生根发芽。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碰撞、交融、升华，是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生成和成长的巨大动因。

四、文明之花首开中原，王国之风遍吹四方

关于“文明”的概念和“文明社会”的标准与要素，学者有不同看法；如何衡量一种考古学文化是否属于文明社会文化遗存，人们也有不同认识。因此，哪些考古学文化是文明社会遗存，中国何时进入了文明时代，成为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即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已是文明社会遗存，其中最谨慎的说法是：

“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82]此后二十多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突飞猛进。当前，关于中国文明最早形成于何时，虽然尚在讨论中，但二里头文化是文明社会的文化遗存，已是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向西突入了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北方可抵豫北沁河岸旁。二里头文化可分作二里头、东下冯、牛角岗、杨庄、下王冈五个类型。其中，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甚至可以说是其他类型的母体。二里头类型的分布范围约东西二百多公里，南北三百多公里，其中心即为嵩山地区。在此范围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数以百计，其中较重要的包括：偃师二里头[83]、灰嘴[84]，洛阳东干沟[85]、矬李[86]、东马沟[87]、西高崖[88]、皂角树[89]，郑州洛达庙[90]、上街[91]、大河村[92]、岔河[93]，荥阳西史村[94]、阎河[95]、竖河[96]，巩义稍柴[97]，登封王城岗[98]、程窑[99]，汝州煤山[100]，伊川南寨[101]，新密黄寨[102]，禹州吴湾[103]等。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嵩山地区已经具备了早期文明的若干要素和特征。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二号宫殿基址，规模宏大，布局条理，其基本格局是为后来中国古代宫殿的根本范例。在上述宫殿建筑基址的北面不远处，发现一系列与祭祀有关的坛、墠等特殊建筑遗存。在二号宫殿基址主殿后面发现有大型墓葬，在宫殿区附近发现有随葬铜器、玉器的中型墓葬。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作坊，规模庞大，有浇铸场地，有烘范场所，出土了若干陶范、坩锅碎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包括鼎、爵、斝、盉等礼器，戈、刀等兵器以及嵌绿松石铜牌等，为我国最早的一组青铜礼器和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多孔刀、圭、钺、戚、琮和柄形器等，显然是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往往有“刻划符号”，与殷墟发现的商代文字多有相仿乃至相同者，学者认为应是具有文字功能的记录语言信息的符号[104]。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随葬珍贵铜器、玉器和漆器的大、中型墓葬，大量精美的陶礼器，若干用于祭祀活动的坛、墠类建筑，大型青铜冶铸作坊等，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文化高度，应是具有都城性质的中心遗址。

二里头类型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已是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巍峨高大的宫殿与狭小低矮的窝棚，随葬成组青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的大、中型墓葬与仅随葬少量陶器的小型墓、甚至将死者随便掩埋在灰坑、灰层中、没有任何随葬品的乱葬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被划分为上、中、下不同的社会层次，昭然若揭，一个少数人高高在上处于统治地位、多数人被统治构成社会的基础之金字塔式社会，已经形成。

在二里头文化的诸类型中，目前可以确认属于本地起源者只有二里头类型。二里头类型的直接前驱是新砦文化，新砦文化是嵩山地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桥梁，多数学者认为它应该是夏代早期遗存。

总之，我国第一个以使用成套青铜礼器、建立了国家机器的青铜时代国家――夏王朝，诞生在嵩山地区。夏王朝的核心是嵩山地区，它统辖的范围，包括了今河南省绝大部分地方，向西、西北甚至达到了秦岭脚下、关中地区和晋西南地区。

夏王朝作为当时文明的中心，发挥了推动周边地区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考古发现说明，二里头文化曾向周边地区传播先进文化因素，因而在中原以外地区，常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在安徽江淮地区，现已发现若干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物，譬如，潜山薛家冈遗址出土的圆腹罐、浅盘豆、陶爵、陶鬶[105]，与嵩山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陶器形似；肥东吴大墩遗址出土的圆腹罐、觚[106]，含山大城墩遗址出土的高领瓮[107]，寿县斗鸡台遗址出土的圆腹罐、深腹盆[108]，霍丘小堌堆遗址出土的瓮形鼎[109]等，也皆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陶器非常近似。更值得注意的是，江淮地区还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器，如肥西出土的铜铃[110]和铜斝[111]，是中原地区以外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珍品。

在江汉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可举如下例证：湖北宜昌白庙遗址出土的圆腹罐、觚[112]，宜昌中堡岛出土的圆腹罐、深腹罐[113]，宜都红花套[114]、毛溪套、向家沱[115]出土的陶盉，秭归朝天嘴出土的陶盉、鬶、盆、圆腹罐等[116]，江陵荆南寺出土的圆腹罐、刻槽盆、甑、鼎、鬶等[117]。

二里头文化往东南影响到了上海、浙江一带，因而当地的马桥文化中含有若干二里头文化因素：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出土的盆、觚、三足皿、管流鬶、器盖等[118]，学者认为是来自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浙江江山县肩头弄遗址出土的浅盘豆、三足皿、管流鬶、象鼻流盉等[119]，长兴县上辛桥遗址出土的觚等[120]，也都可以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很相似的陶器。

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中所体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包括：三星堆二期文化中的陶盉、高柄豆等[121]，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122]、玉圭、玉戈[123]，其文化源头都只能追寻到二里头文化中去。广汉三星堆还出土两件铜牌[124]，其中一件镶嵌着绿松石，其造型、风格、图案等都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非常相象。

在山西太原的狄村、东太堡，曾出土一批陶器[125]，其中的爵、鼎、豆、盆等，与二里头文化同类陶器无明显区别。

内蒙古草原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包含了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了陶爵、陶鬶24件，均可分为敞流与管流两种[126]，其形态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洛阳东马沟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同类陶器基本相同或非常类似。大甸子遗址出土的玉圭等[127]，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相类似。另外，大甸子遗址富有土著文化特征的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128]，则与二里头文化陶器、青铜牌饰及漆器上的饕餮纹十分相像。

在甘青高原的齐家文化中，也可见到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甘肃天水出土的象鼻流陶盉[129]，甘肃临夏出土的陶鬶[130]，甘肃康乐县出土青铜环首刀等[131]等，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很近似。

二里头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文化扩展，体现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质酒礼器（如爵、鬶、盉、觚等）和玉质礼器（如圭、璋等），而较少见日用普通器具。这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输出，主要是向对方传播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礼制与礼器。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与各地之间的文化关系的分析，人们不难认识到，当时的二里头文化确实是一支高于周边诸文化、具有核心地位的先进文化，它对于中原以外地区早期青铜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立足夏商故都，放眼炎黄业绩

如上所述，什么是“文明”，怎样从考古学文化中判别“文明”，学术界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世界诸文明既有共性，又各有特质，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恐非尽善尽美之举。在一些理论问题需要长期讨论的前提下，我们目前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立足现实，采取从已知到未知的探求方式，务实、求是，走出一条符合事实、符合国情的路子。

嵩山地区不仅是夏王朝的核心，还是商王朝的早期都城所在地。因此，在理清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含郑州小双桥）等夏商都城遗址文化内涵，从考古学上归纳出夏商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特征的基础上，进而追寻这些文明要素的形成与来源，以期判别早于二里头文化的相关考古学文化，是否属于文明时代文化遗存，便是当前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必由之路。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今已有43个年头。据初步统计，1959年至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共在22个年份中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41次发掘，发掘面积总计为3万平方米，发现的夏商时期文化遗迹共有：宫殿建筑2座，中小型各类房屋建筑50余座，祭祀性建筑物不少于5座，青铜冶铸作坊一处，墓葬300多座。获得夏商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数以千计。

偃师商城经过18年的发掘[132]，基本搞清了其平面布局和文化内涵。它有先后建造的小城（南北长1100、东西宽740米）、大城（南北长1700、东西宽1100米）夯土城垣，城内中央又有宫城（约200米见方），宫城内分布着成片的宫殿建筑和大面积池苑。宫城附近有两处大型的府库建筑。在大城东北隅发现有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遗迹遗物，在宫城内也发现了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在大城内发现一批中、小型墓葬，其中多数随葬陶器，有的有成组青铜器。

郑州商城目前已经发现一个完整的夯土城垣，周长约近5公里[133]。在这个城圈的南墙和西墙外侧，发现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总长达5公里，可能是“外城”[134]。在城内东北部，有成片夯土建筑基址，学者认为是宫殿区之所在[135]。在宫殿区的一条壕沟内发现近百具人头盖骨，有的上面有锯痕，“可能是商代制作人头骨器皿手工业作坊的一个废料堆。”[136]在城外有南北对应的两座铸铜作坊基址，发现一些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遗迹遗物[137]。郑州商城范围内发现若干商代墓葬，其中17座为中型墓，随葬鼎、斝、尊、罍、爵、觚、盉等青铜器和戈、圭、璧、璜等玉器，有的墓葬殉葬狗。其余大量墓葬是小型墓，多随葬陶器，少数墓则没有任何随葬品[138]。郑州商城遗址还发现多人丛葬、人与猪合葬的“灰坑”[139]，另外发现埋葬狗和人与狗合葬的土坑，每坑埋狗6－23条，其中一坑内还有2具人骨架[140]，可能与祭祀有关。郑州商城现已发现青铜器窖藏坑3个，有的坑旁埋有牛，有的坑内铺撒有朱砂，学者认为是祭祀坑，三坑共出土铜器27件，其中包括大型方鼎、圆鼎等9件“重器”[141]。

综观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的现有考古材料，我们认为夏商文明反映在考古学上的主要内涵与特质，至少包括：1.具有政治、×、军事中心性质的城，或凌驾于普通聚落之上的大型聚落。城乡差别或曰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间的差别异常显著；2.用以举行祭祀、处理军政事务的大型殿堂和专用坛、墠；3.能够铸造多种容器、兵器和工具的青铜器冶铸作坊；4.以青铜器为主体、包括漆器、玉器和陶器等在内的成套礼器；5.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分区居住。其生前居住的房屋和死后的埋葬，均分高下等级；6.用牛、羊、猪、狗甚至人为牺牲品，祭祀祖先神祗。有时还掩埋祭器；7.数量较多、契刻在陶器或兽骨上的记录思维内容、传达语言信息的人造符号。

以此为基础，在龙山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中寻找夏商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成长，应该是当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可行之路。

[1]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呼唤夏商周断代工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2]苏秉琦先生针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间“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广袤地区上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指出，“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那“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104－1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3]张森水等：《洛阳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卷第2期。

[4]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张森水：《河南旧石器新线索管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黄慰文：《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8卷第2期。

[5]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12期

[7]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8]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密县马良沟遗址调查和试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11]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5期。

[12]廖永民：《河南巩县水底河遗址调查》，《考古》1990年第11期。

[12]廖永民：《河南巩县水底河遗址调查》，《考古》1990年第11期。

[13]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页75－76，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14]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5]张玉石等：《新时期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16]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17]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0年第4期。

[18]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20]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原文物》1981年1期。

[2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

[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23]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24]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告成北沟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27]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考古》1982年第5期。

[29]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3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吕庙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3期

[31]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32]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3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34]蔡全法等：《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河南新密发现中原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21日。

[3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7]洛阳市博物馆：《临汝煤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38]安金槐：《试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与夏代早期的关系》，《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

[3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4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42]洛阳市博物馆：《临汝煤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４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4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考古》1982年第5期；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49]洛阳博物馆：《1975年洛阳考古调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50]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5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西郊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

[52]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5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5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唐户新时期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5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57]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77年第5期。

[58]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59]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6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1期。

[6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1期。

[62]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6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

[6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2期。

[65]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3期。

[6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67]上海文管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1期。

[68]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上海马桥四层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资料。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图202：10、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图版3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7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图143：1、2，文物出版社，1990年。

[7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图209：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73]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图147：5，文物出版社，1990年。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图184：11、14、1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75]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图127，文物出版社，1990年。

[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图209：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图版296、2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77]任亚珊等：《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图五：8、12；郭瑞海等：《邢台葛家庄先商文化遗存分析》，图三：16、18，均载《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图七：2、4、6、13，《考古》1984年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图202：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79]任亚珊等：《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图五：1、14；郭瑞海等：《邢台葛家庄先商文化遗存分析》，图三：3、4、10、12，均载《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资料。

[8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五：4、10，《考古学报》1960年1期。

[8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页96，文物出版社，1985年。

[83]二里头遗址考古资料主要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4期。

[8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12期。

[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86]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1期。

[87]洛阳博物馆：《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1期。

[88]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1年7期。

[89]叶万松等：《洛阳市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9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4期。

[9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0年6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1期。

[92]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郑州大河村遗址1983、198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1期。

[93]北京大学考古系于1988年发掘，见李维明：《试论曲梁、岔河夏商文化遗址的分期》，《华夏考古》1991年2期。

[94]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县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95]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荥阳阎河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2年1期。

[9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9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2期。

[9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99]赵会军等：《河南登封程窑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2期。

[100]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3期。

[10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12期。

[10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3期。

[10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县吴湾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4期。

[104]杨德标等：《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页66，文物出版社，1983年。

[105]张敬国等：《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第一期，1985年

[106]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107]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108]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109]安徽省博物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图二，《文物》1978年8期。

[110]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器》，图版0006，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

[111]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宜昌白庙遗址试掘简报》，图四：11、21，《考古》1983年5期。

[112]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三二：1、2、3，《考古学报》1987年1期。

[113]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图四，《文物》1980年10期。

[114]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2期。

[115]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图一二：5、9、10、13，图一一：3、8、9、10，《文物》1989年2期。

[116]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图八、图一一，《考古》1989年8期。

[117]上海文管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图21、22，《考古学报》1978年1期。

[118]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图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78年。

[119]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上海马桥四层文化陶器》，图2、3，《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120]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

987年2期，图一三：21、图一二：9。

[121]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器》，图７、８，《文物》1979年2期。

[12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图36,图210，图45，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3》，图版63、64，文物出版社，1994年。

[1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郭淑英：《太原东太堡出土的陶器和石器》，《文物季刊》1994年1期。

[1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图41、42，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图77，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图55，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8]甘肃省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图29。

[129]邹衡：《论荷泽地区的岳石文化》，注文26，《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30]甘肃省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图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