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河洛文化的融合性

河洛是一个地域概念，指的是黄河中游和洛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狭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岳嵩山为象征的河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周成王时的何尊铭文就称河洛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盛赞洛阳的话为“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其实，并非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均定都河洛，在文明时代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文化发展的中心，而且在三代以后，直至宋代，河洛地区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我们将河洛文化比喻为车毂的话，那么，周围的车辐是聚于车毂的，而同时以河洛地区为轴心，强烈的影响着周围的文化，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辐辏与辐射的关系。

河洛文化之所以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国家，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还在于它融汇四方、辐射四方的文化特性。在河洛文化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依靠“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吸收周围地区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的充实自己；在走向成熟以后，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与巨大的吸引力，加速了文化融合的步伐，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洛文化正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 

 一

融合是中华民族与文化发展的永恒主题，它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在进入有史以来，我们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通过战争、迁徙、通婚、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然而，追根溯源，这种文化与民族的融合性并不是在历史时期才有的，早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存在。尤其是在河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突出反映了这种特性，而且这种融合性对河洛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古史记载，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黄帝和炎帝所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区域，以后就形成了华夏各族。据考古学的研究，河洛地区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环环相扣，自成序列。而且在其长期的发展中，不断积累文明的因素，最终在这一地区最先步人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促使文明在河洛地区最早诞生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的延绵不断、连续发展，是其重要的原因；同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河洛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始终处于其他文化的中心地带，这便为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不断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因素，提供了先决的条件。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在河洛地区出现的新时器时代文化是裴李岗文化，它表现出了河洛地区早期文化发展的突出成就。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看，当时的粟作农业已相当发达，当时居民已走向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另外，出土的大量的以泥质红陶为主的陶器，体现了制陶工艺的发展。但这支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其同时的还有位于河北省境内的磁山文化和位于陕西省境内的老官台文化。这三种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尤其是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石器都有扁平舌状石铲、石磨棒和带足的石磨盘，陶器多为红色或红褐色，器形都有三足罐、三足钵、小口双耳壶或小口壶等，纹饰都有绳纹或细绳纹、线纹。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文化相去较远一些，但也存在着许多共性，如墓坑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出土的陶器都以三足钵、圜底钵或假圈足碗和球腹壶为主要器形，居住的房子均为半地穴式等。尽管说三种不同的文化源流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文化上体现出了早期的融合特征，无疑起到了推动河洛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作用。

继裴李岗文化之后，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在河洛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中一朵鲜艳的奇葩，在这里出现了相当多的向心式布局的聚落，而且聚落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面积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的周围基于保护财富和生命的需要还围以壕沟。其经济形态已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制陶业也因为定居农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手工业。仰韶文化彩陶不仅是实用器，而且也是一种原始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居住的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有圆形、方形的地面或半地穴式的房基，说明定居更加稳定。其分布东到山东的鲁西南，北到河套和张家口地区，西到甘青，南到长江流域，在广阔的区域中表现了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体现了这一区域的传统。在它的周围，有几支不同面貌的文化相拱绕，其东有大汶口文化，南有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北有红山文化，西有马家窑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有一个不断西渐的过程。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东往西、南，在各个阶段上反映出数量上的变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后逐渐趋于融合。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堆积中，出土有泥质陶尊、背壶、敛口盏等大汶口文化器物；在禹县谷水河遗址出土一批盆形豆、罐形豆、长颈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和袋足鬹等，反映出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强烈影响。更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也曾接受过来自黄淮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影响较为突出”，“说明当时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至少有一部分定居中原，并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屈家岭文化在河南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地区，重要遗址有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邓州八里岗，等等。不仅如此，屈家岭文化的影响，甚至达到黄河两岸的郑州、禹州、汝州一带的中原腹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河南中部的仰韶文化，既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存在；河南南部的屈家岭文化中同样也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这样文化间的相互包融，所带来的必定是中原文化的提高与发展，从而也较早地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海岱文化连接到了一起。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河洛文化与周边地区各文化的接触、影响进一步加强，文化融合的趋势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表现形式却与此前大不相同。突出的特点是文化个性的充分展现，如河南的龙山文化，豫北、豫南、豫东、豫西在文化面貌上就各不相同。在河洛地区以外，向西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向东有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向北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东南有良渚文化等。这样就为河洛地区吸收周边文化中的精华，充实自身提供了先决条件。直接承袭仰韶文化而来的河南龙山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时期的文化传统，终于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融合。

这一时期，河洛地区正处于昂首阔步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时期，传说尧舜禹和三苗的长期对峙，最终禹迁三苗于三危，东西方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等，最终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仍可以看出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甚至于东南的良渚文化产生碰撞和交流，为河洛文化吸收周边地区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以，在二里头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东方的文化因素，如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因素，而且还有来自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因子，甚至还受到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北方草原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

河洛文化与周边文化融合的结果最终是在龙山时代出现了诸多文明因素的快速增长和积累，大量的礼器不断涌现，并形成一批集政权、神权于一体的权贵阶层，开始筑城以卫君，并逐步掌握了冶铜技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终于以它强大的文化根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并形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

综观中原史前文化的发展，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文化的融合。融合表现的形式，既有一统的根基，又有个性的展现。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早期民族融合的见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线索，才使得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根基，而不至于像周边地区文化那样突然中断或衰落。文化的连续发展，自然为文明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力量，这也正是河洛地区的优势之一。同时，也正是这样一条文化融合的线索，为以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原地区比喻为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它反映了中原文化发展的实际。 

 二

如果说河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四方辐辏的结果，是在文化熔炉中产生的话，那么，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商周以后，基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进发出无穷的辐射四方的力量。

据文献记载，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建立起的夏王朝，与地处东南地区的百越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夏本纪》有禹娶涂山的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从考古学上观察，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中的确存在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马桥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又在二里头文化中找到了踪迹。这说明河洛文化的影响在夏代已经达到江浙一带。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夏末商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商汤伐桀，桀奔南巢。《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国语·鲁语上》：  “桀奔南巢。”关于南巢的地望，郭沫若、董作宾等认为在今安徽桐城县，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把南巢圈定在巢湖西南。虽然说所识地点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夏桀所带领的夏遗民逃到了东南方向的巢湖一带。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潜山薛家岗、含山大城墩、肥东古城等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铜器，应与这一史实有着内在的联系。诚如是，那么，这应当是中原人也就是河洛人最早的一次南迁了。

到了二里岗商文化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西到达周原，东到山东半岛，南抵长江北岸，北面到达冀北、晋中一带。至于二里岗商文化对周边的影响，范围就更为广大。如北方河套地区的朱开沟遗址，南方洞庭湖、鄱阳湖一线的湖南石皂市遗址、岳阳铜鼓山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等，东面的江苏盐城龙岗遗址等，皆发现有二里岗文化遗存。尤其是江西的吴城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关于它的性质，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一支土著文化，又具有中原商文化特色；一种认为是一支从中原南来的商文化，是商王朝在南方的军事据点。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吴城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是河洛文化的影响已到达这一地区的缘故。有学者指出，中原殷人渡江南迁后与土著的扬越人融合，殷商文化的某些因素逐渐被土人吸收，从而形成了带有浓厚中原文化因素的吴越青铜文化。

《史记·吴太伯世家》还记载了太伯奔吴的事件。在商末周初，周王古公宣父的长子太伯因让位于其弟，便从中原来到了太湖之滨，断发文身，开创了吴国。太伯奔吴的直接影响，是促使了吴越文化与周文化的融合。到了吴王寿梦时期，“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值得重视的是，在考古发掘中，在河南固始侯固堆一号墓中，发现了具有浓郁吴文化色彩的遗物，如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等，而且在墓内出土的一件铜簋上发现有“勾吴夫人”的铭文。勾吴即吴国，据考证，这件铜簋就是宋景公当其妹季子出嫁吴国时制作的媵器。勾吴夫人墓的发现，是反映吴与中原关系的最有力证据。通过通婚、战争，以及类似太伯奔吴的南迁、吴人的“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进一步加深了中原地区与吴越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

以上我们只是通过河洛文化的融合性这一特点，重点窥探夏商周时期河洛文化与东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实，河洛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这种辐辏与辐射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如中原与东夷、中原与巴蜀、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等等。在整个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河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凸现出来，在此不一一赘述。秦汉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出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尤其是在汉唐盛世，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也更加巩固了河洛文化的根基，使河洛文化深深扎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尽管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少数民族人主中原，以及不断的战争和民族迁徙，但河洛地区始终是一个大舞台，文化的根基不但没有动摇，反而产生了磁石般的力量，成为凝聚华夏民族的力量之源。

三

我们今天探讨豫闽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与河洛文化的这种融合性密切相关的。从以上史前以及夏商周时期有关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中，已经证实了根在河洛的命题。就豫闽台文化的关系而言，闽台文化的渊源同在河洛。众多专家学者均认同，占台湾总人口2％的先住民(绝大部分是高山族)是大陆百越先民的后裔。所谓的百越，是对古越人的统称，其中包括了于越、扬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等分支。从夏商时期直至汉代的不同时期，古越人从我国东南沿海渡船到了台湾岛，为开发台湾作出了贡献。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证明古越人与中原人很早就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桀奔南巢”或是“太伯奔吴”，抑或是河洛地区中央政权统治势力的向南扩展等，不同的民族融合与交流形式，大大缩短了古中原人与古越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其中主要的是中原文化对古越文化的影响。除先住民外，“占台湾总人口98％以上的汉族人，大都是从东南沿海的闽粤×台湾的，即我们所说的闽南人(河洛人)和客家人；而闽南人和客家人，又都是秦汉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北方中原河洛地区的士族、黎庶因不堪战乱、灾疫肆虐等大批逃往闽粤的”。其中，中原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有：晋“永嘉之乱”时期河南固始江淮间的士族集团陈、林、黄、郑、詹、丘、何、胡八族入闽；唐代河南固始人陈政父子在福建开屯建堡，建立漳州，故陈元光有“开漳圣王”之称；唐朝末年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众人闽，统一福建，并对福建大规模的开发与治理，王审知被封为“闽王”；南宋时期，随着中央政权的南迁，中原人再次掀起×高潮。从这几次大的南迁可以看出，在闽台地区的开发的大舞台上，中原人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有这样一个坚实的人文基础，河南人与福建、台湾人血脉相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如闽台的许多民间信仰习俗，直追中原；闽台民间方言的故乡在河洛地区；闽台人的姓氏大部分可以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和闽台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说，无论是河南人、福建人，还是台湾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都是炎黄子孙。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在过去充分发挥了其文化的融合性，促使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今天，它在凝聚民族精神、巩固民族团结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