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变迁“百家姓”：姓氏文化系列研究

   编者按：随着我国新“百家姓”的公布，姓氏文化研究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为宣传姓氏文化，本网站从即日起，将连续推出系列研究专题。敬请关注！

    本次报道得到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新斌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建魁、李乔、李立新等专家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引　子     新“百家姓”出炉后，回望百家姓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呢？     陈建魁介绍，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位老儒编撰了一本姓氏蒙学读物，后被称为《百家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姓氏进行排序。流传至今，影响极深。明代洪武年间，吴沈等人根据户部黄册编出了一本《千家姓》，以国姓“朱”开首，以“朱奉天运”开头，收录了１９６８个姓。可惜已经失传。清代康熙年间，官修《御制百家姓》，此书只收汉姓，无法以皇姓“爱新觉罗”起首，便以孔夫子之姓起头，表示清王朝“尊孔读经”。上世纪８０年代公布的百家姓首次以人口多少为序。新近出炉的最新“百家姓”与之相比则更有说服力。 新“百家姓”对姓氏文化、人类遗传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李乔援引课题主持人袁义达先生的话说，姓氏排名对于研究人类遗传学有很大帮助。其次，姓氏排名对于近些年来兴起的姓氏寻根活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而姓氏分布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因此，它并不是当今中国姓氏人口多少的最真实反映。如果有关部门能在人口普查过程中将“姓氏”作为调查统计内容之一，所得出的人口数量和分布将会是最权威的。 河南是“根”文化大省，近年来，河南在姓氏文化研究、开发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李立新博士介绍，１９９３年，出版了由谢钧祥主编的《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对河南的姓氏资源作了第一次全面的整理。１９９５年正式成立了“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并于１９９６年在郑州召开了“郑州首届豫闽台姓氏源流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７年，河南省百家姓访问团对东南亚诸国进行了访问宣传活动，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在这些活动中，尤以林、郑、宋、许、叶等姓的寻根活动最为活跃。河南省旅游部门还适时推出了一批专项旅游线路，如黄河之旅——中华民族之魂、炎黄子孙拜祖线、寻根朝敬之旅等，极大地方便了寻根者。２００３年规模空前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在郑州召开，把海外华人中原寻根活动推向高潮。此后，刘姓、郑姓、张姓、杨姓等单姓的世界性联谊大会纷纷在河南召开。       之一：朝圣之旅尽在河洛之间        河洛之间有洛阳。洛阳是中华大古都，洛阳的历史与文化，厚重而博大，无法用一个专门的时空来固定，如果我们需要用一个特定的文字来概括的话，那便是“圣”。犹如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的圣地与圣城一样，中华文明的圣地是河南，中华文明的圣城便是洛阳。
　　     洛阳大古都
　传承中华文明的圣城　　
　在洛水与黄河交汇的这片丰沃平原的周围，有山河相阻，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史记·周本纪》引用了周公对这个地方的评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以致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称这里为“中国”。在东西仅长50公里的河洛平原上保留着五大古都遗址。其中，第一个兴起的都城遗址为二里头遗址，该遗址位于偃×的西偏南方向，总面积达375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基址、宗庙基址、手工业作坊及大型墓葬等遗存，为夏代国王桀都斟　之所在。第二个兴起的都城遗址为偃师尸乡沟商城，该城址位于偃×区以西的地方，洛水之阳，城址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度为1700余米，东西宽度在740～1215米之间，城内发现有与宫殿有关的小城，还发现有城门及大道，该城有可能为商代第一个王汤所居之诸亳之一。第三个兴起的都城遗址为东周王城，该城址位于今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700米，东西宽2890米，城内西南部为宫殿区，北部则为手工业作坊区。在王城的基础上形成了西汉的河南县城。第四个兴起的是汉魏洛阳故城，为东汉、曹魏、西晋与北魏的都城所在。该城址位于洛阳以东的洛水北岸，为南北向长方形，城墙总长约14公里，城内西北角有始筑于曹魏的金镛城，城内中部偏北有宫城，已发现有中央衙署集中的铜驼街、汉魏时的清暑殿、北魏洛阳名刹永宁寺，以及汉晋时的灵台与明堂遗址。第五个兴起的是隋唐东都遗址，该城址位于今洛阳市区及城郊，外郭城周长约27.5公里，城内面积约47.3平方公里，郭城内街道纵横相交构成里坊，并设有用于交易的三市，郭城西北隅为皇城。皇城的北部则为宫城，在东城外还发现有含嘉仓遗址等。洛阳除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魏(李密)、郑(王世充)、唐、后梁、后唐、后晋为都之外，新莽、北齐、北周、后周、宋、金、中华民国则为陪都或行都，建都历史长1400余年，在中国八大古都中，首屈一指。
　　洛阳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根的“河图洛书”，诞生于此；周公在这里制定礼乐，形成“三代”最具代表性的周礼；老子在这里研究典籍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完成《道德经》；《诗经》首篇《周南》，收集的便是洛阳当地的民歌；西周初年迁洛的“殷顽民”，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商人，东周时在这里诞生了商圣白圭。东汉时的太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大学，在学人数最多时有3万余人，校舍1850间，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招录与教学管理办法。王充在这里完成了《论衡》，许慎在这里完成了《说文解字》，班固在这里撰写了《汉书》、陈寿在这里撰写了《三国志》、司马彪在这里撰写了《续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张衡在这里研制了浑天仪与地动仪，蔡伦在这里发明了造纸术，华佗在洛阳研究中医外科而知名。此外，《两都赋》、《两京赋》、《洛神赋》等文学名篇与洛阳有关，中国古代乐舞尤以洛阳百戏最为精华；真、草、隶、篆等书体的成熟也与洛阳有关，吴道子的《五圣图》完成于洛阳，中国最大的艺术宝库龙门石窟亦在洛阳。从以上挂一漏万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到洛阳文化的厚重。而就学术层面而言，道学肇始于洛，儒学渊源于洛，经学兴盛于洛，佛学首传于洛，玄学形成于洛，理学寻源于洛。因此，洛阳是中华文化的圣城。
　 在历史上，与洛阳关系最为密切者当数今西安市，二者同为中华大古都，但洛阳在多个层面上要优于西安。一是洛阳建都史可早到夏、商，而西安只是从西周时才为王都。二是在西周时，周公受命营建洛邑，并以此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中心。西汉初建时，刘邦也曾以洛阳为都城数月后，才正式定都长安。也就是说，大王朝即使不是首选洛阳，也要以洛阳作为陪都，以便更利于统治。三是当王朝的政治中心东移后，西安的中心地位不但受到削弱，有时也更没有了陪都的地位。四是洛阳与西安作为汉唐大都，有着不同的风格，如长安城更为规范与严谨，洛阳则较之随意，威严中不失亲和力，在城市的布局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五是当政治中心东移到开封之后，宋、金也仍以洛阳为陪都，北宋时的洛阳称为“西京”，更以文化繁荣而著称。六是就目前的城市地标而言，洛阳保留有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周公庙等名胜，较之西安城市本身的名胜更具有震撼力。因此，就作为中华文化圣城的竞争优势而言，洛阳要优于西安，退一步说，至少不亚于西安。
　 洛阳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京都，便是模仿洛阳城修建的，日本人直到现在仍把进京称为“上洛”。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是中华文化博大厚重的集中体现，洛阳是永远的中华文化圣城。
　　     河洛大影响
　　客家人心中永远的圣地　　
　　河洛本是一个区域名字，但在背井离乡的南迁士民的心中，是一个正统的象征，也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中原士民大规模南迁，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至西晋灭亡。因内乱与外患引发的大规模迁徙以苏、浙、湘、鄂等地为主要目的地，其中洛阳南迁的士民达200万人。第二次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期，引发的迁徙活动已遍及全国，尤其是原已南迁、客居他乡者，继续向浙、赣、闽的山区迁移。第三次是金元南下与南宋灭亡。中原士民再次向东南与岭南迁移。这些南迁的中原人，不忘故土，不但将中原的地名带到新的居住地，而且还保留了中原的习俗、语言以及传统，南迁的士民聚族而居，为与当地人有所区别，有的便被冠以“客家人”，从而形成了有亿万之众的汉民族中最大的民系。
　　 从客家谱系中，也可以看出客家人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如:
　　 李为唐昭帝之幼子李熙照，由洛阳避难迁逃于福建邵武开基，其后世因避金兵之扰又迁于宁化石壁。
　　 张自唐末由固始南迁宁化七都桂林场。
　　 刘开基祖刘祥与子刘天锡，因避唐末之乱而由洛阳迁居宁化石壁洞。
　　 孙开基祖孙俐原居河南陈留，因唐末平乱有功，而封东平侯，遂居虔州(江西宁都)。
　　 叶世居河南府(洛阳)东门兴福坊，赐进士出身，授江西临江府粮军厅，后迁居宁化新村里叶坊。
　　 温开基祖温尚简由洛阳迁居江西石城，其曾孙南皋，由石城迁居宁化石壁。
　　 丘丘穆世居卫辉府封丘县，自光州固始迁居江西抚州藤桥，其后丘昆清因唐末避乱而自洪州移居建州，为入闽始祖。
　　 总之，在有关客家姓氏的研究中，南迁的77姓中有李、王、张、刘、陈、黄、胡、林、吴、沈、何、叶、杨、谢、魏、邓、钟、范、郑、宋、江、袁、冯、高、唐、韩、刁、蓝、丁、卜、庄、文、池、练、温、赖、廖、曾、汤、洪、侯、戴共42姓为中原姓氏。丘、刘、练、鲍等姓氏以“河南堂”为堂号，邓、叶、曹等姓氏以“南阳堂”为堂号，周、范、沙、蓝、廖、尤等姓氏以“汝南堂”为堂号，赖、冯、陈、钟、韩等姓氏以“颍川堂”为堂号，均反映了客家姓氏与中原的亲缘关系。
　　 河洛永远是客家人的“根”。
　　 河南大郡望
　　 见证中华民族融合的圣堂　　
　　 我们是河南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河南就是洛阳。
　“在河之南”，实际最早指的是今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尔雅·释地》所云:“河南曰豫州。”则是广义的河南。而从行政区划而言，河南则与洛阳关系最为密切。如河南县，自西汉至西晋置设，北周、唐代也曾设河南县，城址在今洛阳西郊的涧水东岸。河南国，项羽封申阳而置，辖境在今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河南郡，刘邦废河南国而改设郡，至隋初方废，治所洛阳县在今洛阳市东北。河南府，唐代改洛州而置，元代改称河南路，明代复置河南府，至1913年方废。因此，从以上的地理沿革中，我们不难看出，河南之名的根在洛阳。
　但是，“河南堂”作为诸多姓氏的堂号，实际上是见证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圣堂。早在北魏时期，原居于北部大漠地区的鲜卑族入主中原，统一北部中国，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在与汉文化的长期交流中，魏孝文帝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创颁“均田令”，推行百官俸给制；迁都洛阳，加强对中原的控制；禁止鲜卑族人着胡服，说胡语，改鲜卑族为汉姓，鼓励鲜卑族人与汉人通婚；进一步完备北魏的封建国家政权。在这一系列的改革中，尤以改汉姓最为引人注目。
　据统计，孝文帝下令改姓氏中，由少数民族改为汉族姓氏者，有张、高、于、吕、郭、韩、董、阎、乔、李、庄、党、元、房、伏、谷、侯、胡、梁、柳、葛、陈、杜、何、薛、和、毕、黎、卢、狄、薄、古、解、燕、鲍、车、费、盖、贺、嵇、楼、陆、苟、马、穆、潘、万、长孙等144个或更多，而在当今120大姓中，占25个。在这次改姓中，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拔拔改为长孙氏，纥奚改为嵇氏，贺赖改为贺氏，驾楼改为楼氏，独孤改为刘氏，丘穆陵改为丘氏，步六孤改为陆氏，胡古口引改为侯氏，真羽改为高氏，直勒改为谢氏，纥骨改为胡氏，可频改为王氏等。
　而以“河南”为郡望与堂号的姓氏，有刘、宋、毕、卢、田、堵、单、鲍、车、贺、嵇、陆、史、药、苟、山、友、征、延、衣、卜、房、寇、殷、元、窦、于、方、潘、王、向、朱、丘、阎、艾、苏等。这些姓氏在洛阳得到大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近年来，我们围绕中原文化进行研究时，深感要用大气的称谓概括河南的文化资源。我们提出黄河为中华文化的圣河，而河洛正是圣河之中的珍珠；河南是中华文化圣地，则河洛地区正是圣地的核心；洛阳为中华文化的圣城，嵩山为中华文化的圣山，而“河南堂”，无疑可以称之为见证民族发展与融合的圣堂。圣文化系列，是中原文化的最高称谓与最贴切的概括。而对东方文化的“朝圣之旅”，无疑尽在河洛之间。
    九朝古都洛阳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图为1963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青铜爵，左图为1992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有数百颗绿松石的兽面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