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行吟—寻梦中原—朱仙镇年画的劫后重生

西汉以前，每至春节古人便折剪了桃枝插于门脸。最早的用意纯粹是驱鬼辟邪，后来又觉这不失为一种小有情调的美饰物件，就越发把它当回事了，岁岁过农历年，民间不忘插了翠绿的桃枝，日久成民俗，这便是中国年画门神的“前身”。

如今中国南方乡村过年时，依旧忘不了贴门神外，用红纸折个倒三角形，与几许绿枝，一并贴了门两侧。这远古的遗俗，现在还在一些地方沿袭着，实在出乎意料。北宋初年，中原人开始琢磨着在木板子上刻画儿，开始大量地“复制”年画，这贴在门脸儿上的纸画儿，便染上了一身商品属性，百业中，添了一门营生。

朱仙镇年画社

木版年画的发源地是宋都开封。靖康二年，金人夺了北宋的江山，迫使年画作坊艺人去了距开封２０余公里的朱仙镇。明清期间，朱仙镇民间艺人又把年画的商业化推到极致，镇上从事年画的字号多达３００余家，年画不仅是大宗出货，还最终影响到后来的天津杨柳青、山东的潍坊、江苏的桃花坞年画等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有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画中人物造型，大头小身子，模样可爱至极；用色大胆，红、黄、绿、紫，单看，俗气得一塌糊涂，搭配在一起，却艳得恰到好处。

祖宗留下民俗遗风，好多都丢了，年画却延续着，只是古时普遍使用的木版年画，不流行了，改为机器印刷，量更大了，倒是依然沿用“古法”出品的年画，额外添了份亲切。

一个老人见证了朱仙镇年画起死回生的过程，他便是姚敬堂。

朱仙镇木版年画，从明朝到现在，虽说消长兴衰不是直线走过来的，其间断档只有一次，时间在２０世纪中叶。这蛮喜欢人的民间艺术，那个时期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所有的作坊、东家、艺人一夜间都收了家伙，散了摊。

如果不是１７年前，当镇里张罗着拯救濒临灭绝的年画时，镇上还活着１１位老艺人，民间还偷偷藏匿着几块刻版的话，这朱仙镇年画能否走到今天的样子，还真难说。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５日，是姚敬堂老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社挂牌，也是他作为社长，开始重拾先人文化遗产的起点。

“当年，我算了算，镇上６０岁以上的老艺人还有１１个，请到年画社的４个，一个刻版的，三位印刷的。就这么先干了起来。”姚老气闲语缓地追述着。

姚敬堂把艺人拢过来之后，想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淘老版子，因他本人解放前就跟着哥哥在镇上卖年画，大致了解底细：解放前夕，镇上还有门神作坊２３家，各家的版子少说也有一二百块。一解放就不让印年画了，东家们眼见大势已去，连版子也无心存留，任伙计们谁想要就拿去，一了百了。如此老版子大多散落民间。

１９５５年，开封供销社突然愣过神似的，半晌不夜地弄过一次年画，地点就在开封东大街，没多久又不做了，版子也就留下，朱仙镇的艺人又怏怏回家了。打此，很多镇上的艺人再也没有摸过这活计，连提这场事的勇气都没了。那年月谁藏版子，是要游街的。

“都到了１９８６年了，我跟老艺人说起谁家的版子，他们还吓得直哆嗦。没法子，我只能‘连哄带骗’，先把版子抓到手再说。”关于淘版子，姚老讲述了他的“谋略”。

“我多方打听，从老艺人那里知道谁家有，想法也得踅摸过来。年画社第一块版子是从张义家买到的，张义即张廷旭的父亲。他起初不想献也死活不卖。我只得另想一招。我给老张说，版子还是你的，拿到社里展览中不中，一天给你三毛钱。就这样把版子拿来了。后来，他又找到我说，版子我横竖从这拿不走了，你给点钱吧！记得给了他１５０元。”　随后艺人张治安“告密”，说龙王庙村的张治来有好几个版子。张治来怕收拾他，愣是不敢承认有。“啥年头了，别怕，出了错我老姚担着还不成。”话到这份儿上，张治来心一横，“给你扒出来，就扒出来”。事隔多年回忆这件事，姚敬堂也没有料到那些版子竟埋在他家的豆地里几十年。给张治来的钱不多，就７０元，他不来领，最后还是张治安送去的。

当年，姚敬堂一共找到了５３块，有重复的，不重样的有２３块。旧版子中明代的有２块，清代的有２３块，多数都不管用了，现在都保存在开封县文化局。当年，年画社的作坊就设在赵庄。

说过去

去年，姚敬堂领了电视台的记者去找张治安，到了他家，才知道人已过世两年了。张治安是跟罗同周学的，后来张治安又手把手地教了张廷旭。现在，说起来，一镇之中，能刻板的艺人屈指可数。说起后继无人的事，姚老也是一脸的无奈。也只能说说过去的朱仙镇的盛况，聊以自慰。

那是怎样的盛况呢？在姚敬堂家堂屋沙发上坐定，他开始了讲述：“我小时候，西大街年画店的号幡还满街飘扬哩。”老人说着进了里屋，出来时拿了一份“解放前夕朱仙镇年画作坊”清单，上面扼要地记录着商号、东家、东家原籍以及用工人数等。老人说，咱别的不说，光看那时候商号的用人数，随便挑出一个字号，都是几十号人马。

当年的年画营生好，还体现在庙会上。农历九月初九，镇上依例举行“门神会”。每到这个时候剧团就来了，一唱就是三天不歇，戏班子的酬金，由一镇年画作坊会首张罗着收齐。这门神庙会，热热闹闹唱戏玩耍，只是陪衬，其根本是“打码子”，也即批发年画。颇有些今天的“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味道。因此，九月初九那天，外县外省进货的都来了。三天会时，年画价格压得最低，明清时这会最火，后来就不行了。

庙会没了，如今轮到朱仙镇的年画成了外地庙会的表演节目。今年的郑州庙会，朱仙镇年画研究会的陈华和张廷旭的大儿子去了，主办方管吃管住，两个小伙子现场印画，现场售卖，陈华颇得意地说：“没有想到郑州人真喜欢这东西，不几天卖出两千多张哩。”

张家的年画，听张家的女儿冬丽说：“画不愁卖，门市部老是断货。”据了解，镇上其他字号不一定都卖得很好。

一位民俗专家说：“民间艺术也不敢太商业化，一泛滥，就不那么值钱了。”此话也是，好比洛阳的唐三彩，到了满大街的地摊都是的时候，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久前，去景德镇看瓷器，也滥到贱卖的份了。

朱仙镇木版年画，依了我的理解，它的字号比不过历史鼎盛期３００多家，也没有必要攀比，那时年画没有替代品，大量的复制，太商品化了，反倒不是啥稀罕物件，现在情形变了，正因为少了，才显得弥足珍贵。即使木版年画的诞生地朱仙镇，镇里乡下，大大小小的门上贴着的年画，也一律是胶印的年画，时代变了，木版年画商品属性也变了，它更像一件养性的赏品，也有人称为博物馆艺术。

已经是７３岁的姚敬堂不像天津作家冯骥才满中国疾呼奔走要拯救民间艺术，这位老人的视野也许不算开阔，倒是一味把家门口的木版年画依着市场“阴晴圆缺”纯粹商品化。这没什么不好。

当冯骥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扯着大嗓门宣读他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庄严声明”时，姚敬堂设在赵庄的年画作坊在忙着赶活。

姚敬堂１９９３年从年画社退休，便和张廷旭一家办了朱仙镇年画研究会。他只能找张廷旭，老艺人都相继去了。记者每次去朱仙镇采访年画的事，必得先去镇上岳飞庙、关帝庙、年画社门市部扫一眼那里的新货，或直奔赵庄。

只有在赵庄张廷旭家的西屋里，你才可身临其境感受那古老木版年画的工艺流程，领悟民间艺人那份淳朴。

张廷旭的大女儿叫张冬丽，今年才２０岁，张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张晨光，小的叫张晨云。听姚敬堂老人说，张廷旭跟父辈学会这木版年画手艺，到了张的娃儿辈，也没刻意手把手地教。

那天，冬丽被姚老招呼，丢下岳飞庙门市部的活儿，随记者到５公里外赵庄的家里。去乡下的路上，冬丽回忆说：“大概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家里开始做年画，放学看爸妈忙，就帮帮手，也感兴趣，到了十五六岁，便开始正式做了。”

她说的正式做是指１６岁那年，去郑州北郊的黄河大观园，现场表演套印木版年画，打那儿以后，她就在姚敬堂老人张罗下的门市部上班了。无意间，她成了张家手艺又一代传承者。

下了光洁的柏油路，延伸到张家所在的赵庄是一段乡间土路，村头便是张家的院落。两扇铁皮门大敞着，进门右拐，豁然一个大院落，只是南端围了砖栏，养了两头纯色黄牛、四只小山羊，院里一只土狗，套了绳拴了起来，另一只黄棕色的狮子狗，绅士般地偎着人的脚跟，很用气力地嗅闻着陌生人的气味。张家的场景，兼容了家禽饲养、手工作坊、农耕器具元素，构成一幅“自然经济”生存状态的“活画面”。

跟上次来相比，这院内的不同之处是四个门户都贴了门神与对联，红色点缀在灰色砖瓦房之间，平添了几分喜庆。只是不贴自己套印的彩色木版年画，不单张家不贴，赵庄人都改用了新年画。记者喜欢木版年画，第一次去朱仙镇，淘到古董似的感觉。回家裱了，装框，将年画门神挂于家中墙上，权当艺术一把。

留心一下，顿觉这城乡“文化”的差异。村舍中堂，也见十多年前城里流行、风靡一时的美女靓车挂历。都过季了，却散开了单幅，满墙贴得结实；城里人往乡下跑，窗棂、长案、马灯、老虎鞋买回家中修饰，现代之中融入“传统”元素，标榜时尚。　

张家的院舍是极普通的农家，不过因为多了一间保持“古法”印刷的木版年画作坊，成了各地各家媒体竞相“扫荡”的地方。每次来人参观，多是姚敬堂领着，年画上的事张廷旭听姚老的。镇上人讲，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俩是合作关系，姚是张的“经纪人”。老张喜欢不喜欢外人来家里搅扰，记者不知道，不过，他将来访记者的名片集纳一部分入了镜框，高悬在西屋作坊的墙上。记者说：“你老张可成了大名人了。”他嘿嘿一笑，带着几分得意说：“还说我呢，连俺家的牛和羊都上了报纸，你说有意思没意思？”这时，老张妻子王振梅已拿出珍藏在木箱内的一张８开的报纸，想必是有牛羊描述的那篇找出递过来，但被村里来看热闹的邻里先拿走“传阅”了。

临来，无意间在一杂志中，见几大页关于朱仙镇年画的报道，主角还是张廷旭，图文并茂，尤其是图拍得抢眼、漂亮，也就多看了几眼，不承想却看出了一幅照片的破绽。那幅照片立意为美，却不免失实：冬野里，麦地抽了翠绿，张家父子在小狮子狗的率领下，一前一后拎着一长长的竹竿，竹竿上像晾晒衣服一样挂满了宣纸印好的年画，图解大意为：在卖画的路上。

这哪儿跟哪儿呀，竹竿是搭于室内，晾干画用的，不拿出来“兜风”；依规矩，张家父子只负责刻印，不卖画，买卖的事都由姚敬堂统筹；即便送画到镇上，有乡间土路可行，大可不必在田间“踏青”。问老张这事缘由，他说：“那拍照的非让俺做。”

当记者问起那么多媒体来采访，见报出镜的机会多了会不会烦时，老张对着记者憨憨一笑：“《东方时空》播俺时，家里人看了，２０多分钟呢。”

姚敬堂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记者、学者来这儿，俺还不接待哩，有些工艺、绝活，不好随便示人。”

活化石

张家木版年画印制的作坊，设在自家西屋。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内，一应设备，大致可分两块，靠门放的是格架，码满刻版，往里居中，便是张家夫妻劳作印画的木版案子。案子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屋子，案子上方，横空搭支着竹竿，用以晾画。

屋内一切物件都是自制，操作技法也都是沿袭古法，一点也不走样。甭小看了这简易的作坊，也别小瞧了多版多色的套色印年画的方法，１４世纪末叶至１７世纪中叶，这是印刷术的最高境界。

以传承的形式，保持这一民间艺术，正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最看重的“宝贝”，朱仙镇历史陈迹拢到一处，也不抵一个年画“值钱”，申报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朱仙镇年画“有戏”。

一个镇上的艺人，论刻版有刀味、木味的，要数５０岁的张廷旭；论印功，是张的妻子王振梅；论快手，依张说，是小儿子晨云。小儿子不光持一把刷子，刷得利落，放学没事，好要个木版，试着运刀，起、行、收、停诸刀力，蛮有样。张看着喜欢，便由着儿子，间或指点一招。

版画，讲刀法；刀法不同，效果迥异。行家所言的刀味、木味，外行难看究竟，只是那印出的画儿，美的丑的，总有个取舍。张家的刻版，开封县文化馆要了珍藏，张家的画儿，不跑色。

两次去张家，没见廷旭操刀。说起来，他也急，可印活多，老是挤不出时间来。没日没夜的，两口子一天印１００多张，就这门市部还老缺货。张廷旭说，抽空他还要刻版。记者看过他的版，活做得很仔细。

据说张使的是一把明代的弯刀，以古法切纸，刀落纸断，很有古韵。听说要试他切纸的功夫，张撂下手中的活，唤了妻子、女儿，不大一会儿搬出木板床一个，当院置稳了，启开一箱宣纸，寸厚一沓，放木板上展平铺直，取镇尺，紧握刀柄，贴镇尺下刀，果真不俗，虽不敢说比机器切割得齐，也大致差不到哪里去。

听说张家的切纸刀，是祖辈传下来的，记者拿来，以中指试刃锋，刃薄如纸。刀是好，但凭感觉怎么也不觉得是一把明代的切纸刀，于是冒昧一问，围观一村民抢先答道：“少说也是清朝的。”“哪里！没那么老，最多是民国的。”张廷旭赶忙纠正。刀不是明朝的，但老张说，刚才这一番演示，可是古切纸法。随后，又验了张冬丽使刀的技艺，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张看了直摇头，给记者解释：“这东西使惯了，就顺手了。平时，都是我切，没让她搭过手。”

其实，张冬丽切纸切得好不好，记者没在意，只是觉得有意思。不过，记者提问冬丽那句话不免有些高调，她也答得利索：“你问我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今后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几辈子传下来的手艺，到我们这一辈不能让它失传，要把它继承下去。”

论实话实说，还是人家老张。实在得有点任记者摆布。

记者听说现在朱仙镇年画用的颜料，还都是沿袭古代中药熬制法熬出来的，这哪里可能？那么贵，谁舍得？

这个问题，记者拐弯抹角当回事提出了。张家的人没往深里想，竟当真支了口铁锅，泡了草草壳壳的，熬将起来，蘸了少许往宣纸上一点，色不甚艳，张冬丽说：“时间不够，还没有熬到家。”

史料记载，朱仙镇年画，其色经久不褪。记者打听到了，那草１６元钱一公斤，不贵。在赵庄，除了张廷旭一间年画作坊外，还有刘金学、刘金录等家庭作坊，此外，镇里还有个官办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社”。他们制作年画的办法，都是不含糊、不走样的古法，被人说成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

张家年画作坊的意义，不在刻版、不在年画本身，而在于制作工艺的传承意义，即父传子、师带徒地把这一民间艺术累世传承下去。唯有在商业化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达此意愿，否则朱仙镇木版年画真是要沦落为博物馆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