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行吟—寻梦中原—明代大音乐家朱载

　　１５３６年，河南怀庆（今焦作沁阳）郑王府，一个男孩降生。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他叫朱载堉。这是个奇怪的小孩，常夜哭，但一听箫声，便破涕为笑，他对飞扬的乐符有天生的敏感。
　　像所有的明朝宗室子弟一样，他一生下来，便拥有一份可以吃到老死的禄米，衣食无忧，同时皇帝对宗室子弟在政治上进行种种限制，防止他们干政，如不能参加科举，不能离开自己的封地等。因此，多数宗室子弟是在自己小小的封国里，浑浑噩噩度过一生。
　　朱家子弟中也有异数——朱载堉，他击破宿命，成为伟大的音乐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成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
　　没有人要求他做这些事，他学识的精进不会得到任何奖掖，他的付出没有任何回报。对学术的虔诚使他本能地远离世俗，没人能在一生中像他一样写出近７０卷涉及多个学科的卓越作品，他一生绝大部分时光生活在怀庆府，所去过的地方是步行或坐轿子就可到达的周边区域，没有文献证明他见过大世面或与大家交往，但他的成就中仅一个十二平均律就已经是惊世之举了。１９９７年，江泽民首次出访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朱载堉首创十二平均律，后来被认定为世界通行的标准音调。”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１日，我来到位于沁阳市北寺街薛街一号的朱载堉纪念馆，这儿曾是朱载　的居住地，现被改成纪念馆，成为沁阳的文化资源。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２日，我来到位于沁阳市北约１６公里张坡村的朱载堉墓园，沿着一条田间小路往里走，穿过一道砖砌的门洞，一堆土冢，一块麻石碑，无人看守。如此简朴，却是“国保”。
　　也许朱载堉注定属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人。因为在此之前的４００多年间，冷漠的人们不愿为他付出一丝掌声。
　　“真正发掘这座科技文化富矿，始于１９８６年９月，纪念朱载堉诞辰４５０周年暨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和沁阳举办，拉开了纪念朱载　的大幕。”朱载纪堉念馆馆长杜景丽说。
　　之后，朱载堉在学术界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
　　１９９１年，朱载堉纪念馆建成开放。２００１年，朱载堉墓地被评定为“国保”。
　　杜景丽说，２００５年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媒体采访。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先生告知，２００６年新修订的《中小学生教科书读本》中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和《中国古代科学家故事》将把朱载　增加进去，而且包括朱载在内的４０位科学家的画像将被张贴在校园内广为宣传。
　　独居土屋十九载醉心于科技
　　衔着“金汤匙”出生的朱载　，并非一生无忧无虑。自幼丧母，１５岁时父亲被削爵并遭禁锢，他在王宫外筑了一间土屋，独居１９年，以示与父共担厄运。１９年中，他潜心于天文、历算、乐律和音乐艺术的研究，直到父亲得到昭雪、复爵，他才肯回到王宫。３４岁娶妻，继而丧妻。
　　１５９１年父亲过世，作为郑王法定继承人的他连续七次上疏，要求把王位让给曾与其父结仇的一系后人。让王之举，有明一朝，绝无二人。
　　古稀之年的朱载堉，替朋友的书作序时讲到一个场景：他和老友夜深忘倦，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他为什么没有睡意？他从灿烂星空中看到了什么？
　　许多学术领域，像相邻的繁星被他串联起来，他成为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
　　朱载堉是一个把为人和学问都做到极致的人，这是很高的境界。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曾说：科学和艺术是一个山峰的两面，它们是融为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这两方面都精通的人，才能站在山峰的顶端。朱载堉正是这样一个站在峰顶的人。
　　朱载堉是怎样站在这个峰顶的？杜景丽说：“朱载堉在学术上非常追求完美，他用过的参考资料多达６００余种，他总能够有所突破。”
　　有所突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千思百虑而得的卓越见识——大师的洞察力。他事实上是一个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不大能容忍鄙陋俗见与精神枷锁的革新家和叛逆者。”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这样评价他。
　　首创十二平均律是只有一个“革新家和叛逆者”才能完成的惊世之举。
　　到底什么是十二平均律呢？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
　　杜景丽馆长用形象的话语解答了这个问题：十二平均律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我们的音乐、歌曲都存在着十二平均律。拿电子琴来说，在一个八度里面，有七个白键，五个黑键，这十二个键有十二个名字，就叫“十二律”。朱载的“十二平均律”使这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十二平均律一经出现，世界上十之八九的乐器发音和理论标准都是参照十二平均律的。十七世纪，朱载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２开十二次方”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巴赫根据它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钢琴。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的话，朱载堉便可以称为“钢琴之祖”了。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就没法演唱，因为此曲里有转两个八度的音。
　　朱载堉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也离不开十二平均律。他用数学表达式，表述了十二平均律的每一个参数。４００多年前，朱载　就能把每一个数据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２４位有效数字。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有这样一个推算：现代人每天工作８个小时，把这些数据按照朱载堉的方法再演算一遍，需要５５年。
　　在朱载堉纪念馆里，我看到一把巨大的算盘，这是朱载堉自制的八十一档双排大算盘的复制品。十二平均律复杂的演算，就是通过这样的算盘完成的。
　　首创十二平均律解乐律难题
　　十二平均律发明后，并未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也没得到实际应用。不过在民间，琵琶类乐器在定音方式上可能早就接触到了近似十二平均律的方案。
　　十二平均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首创权”之争。因为中外历史上都缺乏十二平均律是从中国宫廷传入欧洲的文字记载。西方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荷兰数学家、工程师斯特芬是西方第一个找到了解决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的人，但他的计算结果比朱载晚了十几年。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斯特芬的平均律可能受到朱载　的影响。
　　绕过史料的盲区，我们只能通过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来探究“西方受朱载　平均律影响”的可能性。
　　朱载堉在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曾向宫廷进献了多种与历法有关的书籍，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他又向宫廷进献了他用毕生心血完成的综合性巨著《乐律全书》。后来，明朝翻译家、传播西学的启蒙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奉崇祯帝之命，会同西方传教士翻译西方历书，并以此为参考修订中国历法。徐、李二人可能接触到了朱载　的成果，并将有关学术信息传递给在明朝宫廷的西方传教士，再由传教士带回欧洲，从而推动了欧洲类似律学成果出现。朱载　研究十二平均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几本书。而传播这一伟大成果，李约瑟博士说：“不是一册书，只需一句话就行了。”这句话就是十二平均律的核心数据——“根号２开十二次方”。
　　李约瑟博士十分感慨地写道：“平心而论，在过去的三百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可能曾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第一个使平均律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中国。”
　　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反对声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可能曾有一页纸漂洋过海，从而改变了世界音乐史。十二平均律到达西方后，西方正是管风琴制造业的兴盛时期，人们要想办法解决键盘乐器的调性转换，巨大的商业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十二平均律的完善和发展，十二平均律被广泛接受.
　　逃离政治与权利孤独与悲悯
　　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说：“在中国音乐史上，朱载堉如果不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音乐教学法的人，也是其间的先行者之一。”中国长期的音乐教学活动是“口传心授”，人存事兴，人亡事废。朱载　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为音乐教学编写了大量乐谱，把歌曲教学提到第一位，重视乐器伴唱。因为对器乐教学的重视，他对古乐器的制作和演奏技法也作了深入探索，他制造了律准、律管等乐器。他所制造的律准，是世界上第一件建立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的弦乐器。
　　朱载堉还是个伟大的舞蹈设计和理论家。他集历代舞谱和舞蹈论述之大成，描绘了中国历史上最详尽的舞图和舞谱，创立“舞学”一词，并初步提出舞学大纲。
　　写朱载堉，会反复出现“伟大”二字。但我看朱载　的故事时，依然感受到他身上突出的特质：亲民或曰悲悯以及如影随形的孤独。
　　沁阳有３０多个关于朱载堉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这个人，深知民间疾苦，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生前具有神奇的魔力，死后连墓碑也可以治病。老百姓可能不了解也不能理解他，但并不妨碍大家由衷地喜爱他。
　　７６岁的张坡村村民赵存福告诉我：“至今沁阳还有个规矩，办喜事的鼓乐班子，上首的椅子会空着，那是留给朱载　的。相传９月２３日是他的生日，各地民间艺人都会来沁阳张坡村吹奏，时间长了，形成庙会，直到现在。”
　　“其实朱载堉的生日是阴历五月十九，阳历的６月７日。”杜景丽拿出随身携带的通讯录认真纠正着。这两个细节都让我感动，赵存福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其对朱载堉的热爱，一个女馆长用敬业传达她对朱载　的情感。
　　作为一个稀世天才，朱载堉生命中很多时光是孤独的。１５岁开始在宫门外离群索居１９年，在学术和音乐中，他倾吐自己的沉思默想，表达悲悯的衷肠。
　　７０岁的他终于把爵位与封国让了出去，彻底逃离政治与权利，自兹后他隐居在九峰山下，过着“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的生活。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极力挣脱所有世俗的羁绊。我甚至以为，生命的最后数年，他非但逃离政治和权利，甚至也在逃离人群，一个大智慧者的孤独是无人可以分担的。
　　河南艺术研究院杨扬副院长在分析朱载堉时说：“一味用崇高来解读这个人是不对的，不要忘了他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１９年独居土屋，根本原因应该是保命，避免当权者的猜忌。他的亲民刚开始也可能是姿态，只有真正像老百姓一样生活才能保命。”
　　杨扬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只是我想，从最初被迫的选择到后来主动的选择，这种升华远非常人所能具备。正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题记中所写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向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作为明朝皇家子弟，朱载堉一生下来便拥有一份可以吃到老死的禄米，但他醉心于音乐与科技，七次上疏辞让王位，晚年隐居在九峰山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图为朱载堉晚年隐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