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行吟—中原精神—从谢灵运看中原文化与瓯越文化的渊源

祖籍在周口太康，为官永嘉（今温州）的中国山水诗开山鼻祖谢灵运，在温州兴水利、勉农桑、弘教化，同时创作了大量优美的山水诗，对瓯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从谢灵运身上追溯中原文化与瓯越文化之间的渊源，从而使两种文化在交流与合作方面实现互惠共赢。

谢灵运身上的中原文化烙印及时代特征

自魏晋始，随着南北文化不断融合，时人已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时期内玄学炽盛的局面。

玄学以中原文化的根基老子的道家学说为主流，在朝的玄学家注重“无为而治”，在野的玄学家提倡“自然”之说，很长一个时期，老庄之道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文化。谢灵运自然也不例外。

谢灵运四岁时便被送往道学大师钱塘（今杭州）杜明师处学习，道教崇尚自然的观念和钱塘美丽的山水景色熏陶浸染着孩提时代的谢灵运，这使他从小就在内心深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原文化的精神烙印。

东晋末年至南朝刘宋时期，玄风之势虽已如强弩之末，但是，直至谢灵运去世后五年，宋文帝立四馆，玄学仍与文、史、儒并列为国学。谢灵运一生受社会及家族的熏染，从小就培养了浓厚的道家情结，为“隐与仕”的矛盾贯穿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他日后成为中国山水诗开山鼻祖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谢灵运之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不是他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他。

谢灵运的“无为而治”思想及其在温州的践行

道家文化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谨守自然之道，顺应自然规律治国理民，顺应民意，体贴民情，让百姓自我发展、安宁质朴地生活。谢灵运生活在玄学昌盛的时代，自幼便深受道学和佛学思想的滋养，其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道家哲学成分。这一点在他的行为方式和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

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总是走着“入仕以儒，出世以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谪守永嘉后，道家的无为思想在他的心目中逐渐占了上风。

探究谢灵运的无为而治，一是表达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官场失意后寄情山水、吟风啸月的悲剧情结，二是也正符合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谢灵运这种纵情山水、超世旷达的行为方式，是他骨子里贮存着的道家思想原始能量的复苏和爆发。由于这样的能量释放，使他在永嘉郡守任上遍游境内秀美山川，写下了诸多描摹山水的诗歌，并使山水诗从魏晋玄言诗的桎梏中逐渐脱离出来，他自己也由此而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温州山水遂成为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摇篮，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寻找诗魂的胜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都曾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过营养，许多人相继来到温州，留下了大量吟山咏水的诗篇，成就了浙东唐诗之路。经过后世一千多年的发展，温州的山水文化逐渐演化成为瓯越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时期潜移默化的山水文化渗透，铸造了温州人像山一样务实的创业精神和像水一样灵动的适应性与变通性，非常巧妙地照应着老子“道生万物”的哲学本体和“上善若水”的人生策略。

由此可见，谢灵运实在是中原文化在温州的布道者和践行者。

中原文化与瓯越文化交流合作的现实意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是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得以长期占据封建社会思想领域的正统主导地位。中原地区地处历代王朝政治经济统治的腹地核心，其文化根基———道家学说受到统治阶级的冷落，影响渐趋衰减，并以×形式退隐山林；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经过长时期的潜移默化，从而慢慢控制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认知并世代相沿，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和难以拂拭的“官本位”思想。再加上中原地区特殊的农业地理条件，造成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日积月累发展成重农轻商和故土难迁的观念。

而谢灵运当初谪守的瓯越荒蛮之地，却欢欣鼓舞地吸收并接纳了多种文化的滋养，博采众家之长，包容了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海外贸易所导致的文化交融。逐步演进为今日温州人事功实用、敢为人先的精神以及瓯越文化“善变”和“尚争”的市场经济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学习温州精神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返哺现象。瓯越文化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地域文化，但她在形成过程中也曾受益于多家文化尤其是中原道家文化的滋养，“温州模式”、“温州精神”的许多内涵中都渗透着道家思想的潜质。在她繁荣昌盛的今天，反过来回报中原文化曾经有过的抚育，为中原文化输血充氧，这无疑对中原崛起战略有着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

以周口籍永嘉太守谢灵运为媒介，探索中原文化与瓯越文化之间的渊源，分析比较两种文化不同的内在属性和优缺点，对于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根本上查找中原经济落后的原因，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十分积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