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晋商与社会文化—晋商与戏曲

　　山西地方戏曲很繁荣，戏种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眉户、碗碗腔等。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戏剧研究学者指出：“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中华戏曲》第三辑）。梆子戏与山西商人的兴盛紧密相联，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事出有因，其中有着内在的联系。山、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是历史上北杂剧的发祥地。元末明初，北杂剧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专利品，逐渐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群众。昆山腔兴起以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好又转向昆腔，就在北杂剧衰落，昆腔盛行的时候，山陕豫交界地民间艺人将这一带民歌小曲演唱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因它与北杂剧、昆曲相比显得粗俗，所以在晋南一带称它为“土戏”。因它在演唱时用梆子打击伴奏，故又称梆子腔。又因演唱艺人多来自山陕，所以又称“西曲”。清人朱维鱼《河汾旅话》称“村社演戏曰梆子，词极鄙俚，事多诬捏，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亦称秦腔”（《中华戏曲》第三辑）。明代山西南部多富商，尤“蒲（州）多家贾”，在祭祀、庆典、节日中都要有戏曲酬神和娱人，而有财力的商人是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于是在秦腔的基础上又衍变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蒲州梆子。清代乾隆时，山西的梆子尚无剧种之分。嘉庆时，渐有南北戏之分。道光时晋中商人势力崛起，山西中路梆子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还有些艺人在梆子戏中引进晋中地方的秧歌，并改进了伴奏。早期的中路梆子演员多蒲籍，即使不是蒲州籍，演戏时也要说蒲白，其缘故就是因为中路梆子最初来源于蒲州梆子。后采逐渐根据当地人民的喜好，并吸收当地各种艺术之长，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发展为自成一派的中路梆子剧种，而这一剧种的产生与发展与晋中富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商人在祭祀、庆典中都要请中路梆子演出，从而为这一剧种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舞台。如每年五月十五日前后，商贾们总要举办社戏，表示开市大吉。榆次车辋村富商常氏，光绪时一次科举考试中，有兄弟二人同时中举，“翌日，代觞贺喜，奎星神前两班戏，其宗祠前一台，不惜银钱”（《退想斋日记》）。太谷县任村多富商，经常清戏班演出，该村富商贾氏在其宗庙“至城宫”每年至少演九台祭祀戏，以致乡间有“要看好戏到任村，任村有个至诚官”之说。

　　商路即戏路。明清晋商“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他们因远离家乡，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所驻商埠所在地演出。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于是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如汉口的山陕会馆内有戏台四座，分别设在正殿、财神殿、七圣殿和文昌殿。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载，正殿戏台对联有：

　　陈迹兴怀古今人岂云不相及
　　群情毕寄天下事当作如是观
　　唱一曲白雪阳春大江东去
　　看满眼流丹叠翠爽气西来

　　财神殿戏台对联云：
　　余音绕江城问玉奋谁吹折杨柳数声落梅花一曲
　　游踪临汉水且金樽共把集汾榆雅社话桑梓闲情

　　七圣殿戏台对联云：
　　且从忙里偷闲看尽古今来情状
　　莫道局中是戏点破千百世机关

　　文昌殿戏台对联：
　　闻所闻而来聆遗响干秋高山流水
　　见所见而在醒繁华一梦御苑宫花

　　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筑有一座高30米，东西宽18米，分上下三层的悬鉴楼，又称戏楼，楼后面北是戏台，由四根大方柱把巨大的三层戏楼凌空擎起。戏台正中挂有“既和且平”的金字牌匾，石柱上用行书镌刻两副对联：

　　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
　　还将旧事重新演
　　聊借排优作古人

　　飞檐下金龙缠绕的《悬鉴楼》巨匾，据说是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傅山手笔。戏台对面有可容纳万人的大院，院内东西厢房相向，分上下二层，为昔日看戏的包厢。当年秦腔蒲剧班社在戏台演出，院内可容万人观看。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的梆子戏亦极一时之盛，而以义顺和、宝胜和两班最为著名”（《旧剧丛谈》）。义顺和、宝顺和的主要演员多为山西名伶，如三盏灯、水上漂、盖天红等。在北京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大津是清末民初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山西南人多在天津设号，山两梆子班社及名伶来京必到津演出。上海为了迎合在沪山西商人观看家乡戏的需要，在宝善街“丹桂茶园”经常有梆子戏演出，以供山西客商娱乐消遣。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已经常上演梆子戏，以满足晋商之需。山两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曾多次应邀到上海演出。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通商枢纽，这里山西商人尤多，所以山西梆子在张家口尤受欢迎。随着山西商人深入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等地经商，山西梆子也很快风靡上述各地、四川、云贵也有不少山西商人，云贵的梆子戏，很可能与山西商人把山西梆子引进该地有关。甘]肃、宁夏、青海的山西商人也不少，所以这些地方也流行梆子戏。有人说：凡是有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就有梆子戏的演出，此话反映了梆子戏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另外，各戏班为了满足山西商人的需要，多演出与商人有关的剧目。如《七件衣》、《八件衣》、《珍珠衫》、《管鲍分金》《纨绔镜》等。这些剧目反映了商人生活的不幸，揭露了封建官吏对商人的迫害欺压，能在商人中引起共鸣，颇受商人欢迎。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咸丰年间，祁县富商渠氏办起了“三庆戏班”。咸丰十年（1860）前后，榆次聂店富商王越办有“四喜戏班”。民谣有“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一杆旗，饿了吃的打卤面，渴了喝的一条鱼”，秃红、秃丑、人参娃娃、一杆旗、一条鱼都是艺人艺名，“三合班”约与四喜班同时，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该村的三台店组成。该班培养出的名演员有二八黑（净角）。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时，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时气恼不过，便决心自己出面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他为戏班投资白银十万两，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历史剧《杨家将》等，南下苏杭购置了大量戏装乐器，在晋城、高平一带买回十多名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戏班的好把式，教养训练三年，除可演出各戏班通行剧目外，又排练了十多种新剧目，定名为“十万班”。从此“十万班”成为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当时在上党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火红热闹。可见十万班声誉之大。十万班最兴旺时，有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到5驮，即6到8箱），演员一百多人。因演职人员多，王大旦又将戏班分为三组，各自独立演出。王大旦的戏班演出的剧目有《歧山脚》、《黄河阵》、《千秋剑》、《燕王反朝》、《杨家将》等，特别是宋代杨家戏，有数十本，宣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该戏班有一对联：“谁谓戏无益，辨朝野贤慧，开人知识；果然勤有功，演历代兴亡，长我精神。”这一对联可以说是对该戏班演出剧目的恰当评价。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赞扬，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并易名为乐意班。在晋中一带，同治时又有祁县富商渠源淦（金财主）组织“聚梨园”，一时称盛。光绪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玉峰办起“二保和娃娃班”，培养出艺名核桃红、玻璃翠、夜壶五、二蛮旦等名角。光绪六年（1880）太谷富商孙氏贷银2000两给戏迷杨成斋，由杨出面办起“锦霓园”，有民谣称：“杨成斋好曰能，爱戏办起了锦霓园”。时有“尹财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儿的乱弹唱不完’之说，上述三人都是艺人。光绪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办起了“小梨园”，培养出一盏灯（旦）、七百红（须）、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儿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称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太平班”约与“小梨园”同期，由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培养出拉面红、说书红等名角。“小祝丰园”由平遥县富商尹二少创办，“小自成班”由徐沟县富商陈玉创办。在张家口一带的山西富商也办戏班，如德和栈掌柜祁县人王肃歧资助名伶狼山红、狼山黑办起了“狼山戏班”。还有一些富商，由爱戏到成为票友，并粉墨登场一过戏瘾。清末张家口的四大票友，皆为晋商。如吴志远，忻州人裕园永伙计，生旦净末丑，样样能演。杨柱，太谷人，大德庄伙计，文武场都行。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大盛魁商号库伦分号掌柜罗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乐班，一切开支由大盛魁供给，逢初一、十五在会馆演出。祁县富商韩子谦，排行五，人称韩五少。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30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的商号，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但他祝钱财为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终日与晋剧、木偶、秧歌艺人往来。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著名鼓师狗蛮师傅，到临死还由他供养，死后又由他出资埋葬。在韩的支持下，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除梆子戏外，晋商对地方小戏的发展也给予了支持。如太谷秧歌就是如此。秧歌名称原出南省，为种稻插秧之歌，北方农村伴随农事活动传唱民歌小调，受南省影响，也称秧歌。清代道光以后，太谷县商业遍布全国，贸易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安徽凤阳花鼓、湖南采茶调等先后传入，使秧歌向戏曲化发展，逐渐形成地方小戏种。逢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以秧歌形式开展迎喜神活动。光绪时，秧歌剧曲内容与生活进一步贴近，颇受群众喜爱。太谷秧歌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剧目，如张公子回家、当板箱、打胎、张三算帐、卖元宵、卖绒花、卖胭脂、游神头等。太谷秧歌用方言唱，唱词、道白诙谐风趣。出身富商的董世俊，太谷城内人，不顾家庭阻拦，爱上秧歌戏，他生、旦、丑、末都能表演，艺名儿旦。

　　由上可见，山西梆子、地方小戏曲等由于山西商人娱乐的需要和在经济上的支持得以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