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上的历史—红军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８万余人已经锐减至３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１月７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他们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５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1935年５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６月１４日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６月２６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７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８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８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９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带，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于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