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样一支歌曲

    
    来了一个绥芬河边岸的女孩，五官棱角明晰，一米六八的身高。因为第一次参加晚会，她就为自己的俄文歌认真的准备。因为记不全歌词，我就帮着给她四处查找，一边找，一边连同自己也扑进了被太阳晒着的边缘发黄的岁月里。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电影，后来更事一些时，更就把它当作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情。那个时候的理想不是做科学家，亦非做个有钱有势的人，而是立志要做个电影演员。
    这个想法第一次被自己真实地坚定时，是在《W的悲剧》过后。那是一部日本电影，看完后我就急不可耐地挤出人群，从电影院里一路飞快跑回家，反锁了房门。气喘吁吁的慢慢走到穿衣柜的镜子前，暗暗的镜子里，学着静香的样子，慢慢牵起裙角，噙泪谢幕，一遍又一遍，自己的泪当真就下来。那是个燥热的夏日午后，明晃晃的太阳抓扯着窗棂，却奇怪地透不进半点来，反倒将屋里衬得更加阴凉，安静中只有自己的喘息声。那时候我十岁。
    所以爱看电影。
    看《红发女郎》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去的电影院，侧身经过刷着草绿漆的斑驳的圆柱铁栏杆，昏暗中对着号找到座位，电影院里照旧是那种旧木纹的可以翻折的椅子，两面墙上各自挂着巨大的风扇，常常要将射进来的少许光亮慢慢旋转着翻剪得斑斑驳驳，也暂时绞碎了挡在墙外的所有时间。
    红发女郎乔装，一个又一个将德国鬼子暗杀掉，我却没有快感，只每次都要替她捏着汗。那是一种异常孤独而冷酷的勇敢，只是不论如何乔装，红色的头发却没有办法遮盖，这是一种绝少的刺目的颜色。红发女郎成了纳粹通缉的对象。她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又一次次侥幸从德国人眼皮底下溜开。直到最后一次，黑发中露出点的红将她真正暴露出来。
    记忆最深的就是她被野蛮的绑住仰躺着，然后一个丑陋的德国老女人开始用药水野蛮的拼命的擦洗着她的头发，似乎要将她的头皮一起擦下来，她的头就随着那拼命的动作一偏一偏，红色也一点一点露出来暴在炙人的灯下。
    红发女郎最后是被穿长统靴的德国人扯着头发拖走的，这头发已被深刻的恨着了。从始至终，她面无表情，僵直的脸上看不到悲或喜或者惊惧，一种任凭的麻木。
    我不喜欢红头发，这也不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影片里整幅整幅暗色凝重的色调幕布一样，移也移不开，我甚至无法呼吸。被处决后的红发女郎只被草草掩埋，探出土外的红头发披散着，散发出俗艳的气息就一直梗着我。能够看见孤清湿冷的石板小巷还有骑着自行车匆匆跑过的身影，亮亮的银白色的车铃铛就一直“叮呤呤”快乐地响。
    不知道这样的梦想持续了多少年，后来又想着唱歌，要做一个能够唱歌的演员，于是我就埋头一直不停的抄歌本，一个音符都不漏地通宵地抄。直到有一天下午，父亲在那个漆着月白色的方形小餐桌前郑重地讲：我们张家的女子怎么能够去做什么演员歌星呢？你还是安下心好好读书，将来早点工作了，我们也就解脱了。说罢，从我书包里搜出所有的歌本，点上火烧掉。
    写字的时候，《哪里有这样一支歌曲》就一直反复在身边吟唱。也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让一切恍惚着没有距离，声音、思绪、悲伤、云、夜半的惊蛰，或者仅仅只是相视莞尔一笑，不论是黑眼睛，蓝眼睛，还是深邃的棕色眼睛。
    零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