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和服

    以“和服”指称日本传统民族服装是相对晚近之事。日本人早先把自己的服装称为“着物”，顾名思义，便是“穿着之物”，为服饰的通称。后汉三国时期，华夏的织染服饰及其技术传入日本，由于这类服装主要产自绢绸织染业发达的东吴，遂被日本人称为“吴服”，以和本土被称为“太服”的棉麻服装相区别。“吴服”后来成为源自大陆服饰的泛称，一直是日本前近代的主流服饰，以致此后的成衣铺被通称为“吴服店”，裁缝集中居住区为“吴服町”。到了明治时代，西洋文明大规模传入，洋服浸淫成为主流服饰，传统服饰便被称为“和服”，作为“着物”的一个配称，与外来“洋服”分庭抗礼。
    15～16世纪，进入东亚的商人、传教士，渐次向其母国介绍他们所遭遇的东方文明，“中国风”和“日本风”相继吹入欧洲的主要都会。其后法国印象派画师醉心于日本的“浮世绘”，日本元素充斥其画作，日本的传统服饰以其绚丽妩媚的色彩风格，受到大肆渲染，“着物”一词作为定称，进入欧洲各主要语言的权威词典。而19世纪晚期成名的“和服”一词，指称虽比“着物”精确，却无法取代在西洋耳熟能详的后者。而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却选择“和服”一词，与“和歌”、“和食”、“和式”等新词，一并携入华夏。
    和服的渊源
    比起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岛国日本较晚进入农业文明，直到弥生时代，大陆和半岛文化由“渡来人”（(名称替换)）携带进入岛国，日本社会才从绳文的狩猎采集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渡来人”的服饰主要有“吴服”和“胡服”，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时髦服饰。“吴服”为中国南方农耕民的服饰，而“胡服”则为东北亚游牧民族的服饰。当时随葬的人物埴轮（一种陶制土偶）显示，“胡服”分上衣和下衣（男为裨，女为裳），戴冠束带，紧身窄袖，适宜于骑马。据《三国志•倭人传》的记载，当时庶民的服饰仍是“贯头衣”，即在长方形的棉麻布中间开口，套入头颅，挂在肩上，腰间束带，成其衣裳，遮体御寒。进入飞鸟时代后，尤其是在推古天皇的统治下，由圣德太子主导，全面引进火陆文化，律令制度之外，还参考隋制，制定官服，有“冠位十二阶”，以紫、青、赤、黄、白、黑各色的深淡两种冠冕界定十二等官位的排次。
    《续日本纪》记载，8世纪初有一批官员出使大唐回国，在谒见天皇时，穿上大唐朝廷赠授的官服，让天皇惊艳不已，隔月便诏令朝野改变服制。大唐宫廷的男女礼服于是成为奈良、平安两朝的正装。女装经过改造，被称为“十二单衣”，在9世纪末废止大陆使节派遣、“国风”开始高涨的时代趋于定型，之后成为日本民族服装——“和服”的原型。成书于12世纪末的《源平盛衰记》称：“弥生（三月）之末，穿戴藤重（藤色重叠套装）之十二单衣。”此为记载其名称最早的文献，说明唐代宫廷服传入日本之后，成为在一般贵族间流行的服饰，逐渐脱离大唐宫廷礼仪的局限，成为日常装束，并注入对季节变换敏感的本地文化元素。
    晚唐以后，唐装失传，而为其一枝的“十二单衣”却域外开花，经过镰仓、室町武家实用文化的改造，在江户时代与发达的庶民文化相结合，蔚为壮观，成为当代日本最为显赫的“裹缠生命”之文化符号。大唐之“礼”，失诸“朝”而得诸“野”，得失之际，让人唏嘘。
    和服的擅变
    “十二单衣”从最上面的罩衫“唐衣”数起，其下为“表衣”、“打衣”、“五衣”和贴身的“单衣”，腰以下前面为“祷”，后面为“裳”和“引腰”，脚下有袜和履，加上“玉簪”、“肩带”和手执的“桧扇”，共十三件。日本学者大多认为“十二单衣”的名称只是服饰的笼统枚数，穿戴简单时少则七、八件，繁复时多达二十余件，端视现身场合而定。
    “十二单衣”名称本身并不见于其所从来的李唐文献。开元二十年颁行的《大唐开元礼》，规定皇后服饰除了“首饰花十二树”之外，还有“祎衣”、“鞠衣”和“钿钗檀衣”三种。根据稍后杜佑《通典》的记载，“祎衣”分“十二等”，“禧衣”有“十二钿”。先秦服制就以冠冕的饰物和衣裳的章纹分别君王公卿，如大裘冕的上衣下裳，各有六种章纹，合称“十二章”。所以“十二”这一成数，是中国传统冕服的定制之一，沿用于唐代。
    在8世纪初“平城京”（日本奈良时代的京城）建成后传入日本的大唐宫廷礼服，其女装从繁复的“十二单衣”，经过1400余年的发展变化，简化成襦袢、长着和束带三件一套的现代和服。又以袖袂之长短，分为振袖和留袖两种。未婚女性穿着的振袖为长袖，多为亮色，青春火红，分大袖、中袖、小袖三款，袖口在一米上下，长抵足踝。“振”有“舞袖”之意，表示爱情，多见于成人式、结婚披露式等场合。留袖则是已婚女性的和服，除了流行的黑色之外，一般色彩素雅庄重，其袖身较短，袖长较窄，仅及腰身。据说古代女子婚后，便将长袖割短，表示“留”起“舞袖”，切断“外缘”，此后专心于“相夫教子”。在日本，和服既是重大场合的正规礼服，又是居家外出的日常装束。
    和服的赞美
    日本岛上四季分明，而且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度，从《万叶集》开始的日本文学就传达着古代日本人对四季、色彩和层次的特殊感受。作为和服母体的大唐礼服，更多体现上层社会的等级体制和繁文缛节，传到日本成为“十二单衣”后，就融入“平城京”的特殊风土，如上文提到的色目“藤重”，便为春季四色套装之一，其余三色为堇色、桃色和牡丹色。此外，春季还有“樱重”和“山吹”，代表夏季的有“菖蒲”和“花橘”，秋季有“里菊”和“红枫”，冬季有“红梅”和“紫薄”，随着季节推移，转换各式“纹样”的单衣。和服的图案也继承这一传统，把大自然及其节序变换浓缩其间，让穿戴者亲炙自然，感受氛围，形成天人和谐。
    一般的和服质地昂贵，做工精细，所赀不菲，除非富裕之家，筹措不易。所以一袭珍贵和服，一生难得穿上几回，往往稍加改定尺寸，传诸后人，如母亲传给女儿，婆婆传给媳妇，儿辈再传孙辈，将家族的历史、传统和慈爱世代相传。此外；和服作为一种礼服，把人从颈项到脚踵包裹起来，深藏不露，体现一种内敛和恭谨的张力。着用时需正首、引颚、平视、挺背、张胸、垂臂、缓步，总之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仪式规范，不仅穿戴者本人需中规中矩，而且还需与周边人际关系调和。因此有专家认为，和服文化业已超越日常穿着的服饰，上升为形而上“道”，是和式美与美意识的原点，应该在“花道”、“茶道”、“剑道”和“柔道”之外，另辟“装道”，以张扬和服文化之美。
    和服的批判
    很多日本学者在承认和服优美的同时，将其视为“残酷”、“陈腐”的服饰。如果将“十二单衣”全数穿戴起来，据说其份量可达20千克以上，当然是举步维艰了。现代和服也有里外数层，加上带纽，份量不轻。战前女性很多都患胃下垂，腰间皮肤变色坏死也属多发，多和带纽束缚有关。因此有学者批判和服为“拘束服”，并得到广泛回应。
    现代女权主义者更是对和服不假辞色，如上野千鹤子在20余年前出版的《裙子底下的剧场》-书中，称和服初从大陆传来时，腰祷有纽带，当时和其后的女性在打结上下功夫，解结需由系结人，因此对自己的下半身握有掌控权。不料到了战国时代，腰挎被官府下令撤除，很多女子从此身不由己。
    已故女权作家驹尺喜美更为激烈，在其所著《穿着女装》-书中抨击和服：“上半身拘束，下半身拘束，因为全身被紧紧束缚，动弹不得。尽管如此，下半身却不设防，而上半身因为袖口洞开，手可径达乳房。这就是和服在把女性身体束缚的同时，却让人自由出入。女性的自由遭到限制，自身的活动遭到剥夺，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专属鉴赏物，将美完成。从这一意味上说，和服是完美女性化的服装。这也是忍从美德和男唱女随妇德的伦理装置在全身的体现”。驹尺喜美将和服这一桎梏女性自由、甚至斫损女性尊严的残酷之美，刻画得淋漓尽致，可谓振聋发聩！不过驹尺喜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和服在完成女性美的时候，并不只是仅仅满足他者审美欲望的被观照体，其穿戴的主体也在美的外现和完成时，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升华。这也就是为什么驹尺氏的意见并不为大多数穿着和服的日本女性所接受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