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之谜

1900年6月22日凌晨，莫高窟道士王圆禄由于偶然的机缘打开了第16号洞窟甬道北壁后面隐藏了900多年的一座秘密暗室。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敦煌藏经洞。王道士原来指望会有大批金玉珠宝入手盈怀，不料只见一堆堆缺头少尾、整残非一的古代写本、印本、幡画、绢画、铜佛及破旧法器，约计50000余件。粗识文字的王道士不免大失所望。他哪里知道，这批藏品却是学术至宝，很快导致—门新兴国际显学“敦煌学”的诞生！

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出之后，敦煌民间便有了种种传说。

有的说莫高窟佛祖显灵，又示现一座洞天福地；有的说王道士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搅得王道士又喜又怕，坐卧难安。于是将计就计编造了一段耸人听闻的神话：“至（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按：公历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个……内藏古经万卷”

（见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立于藏经洞窟门对面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则说：“鄂省羽流（王）圆禄……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1900年）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王道士墓碑中也说，王道士“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两碑所说，显然要比王道士的“天炮山裂说”可信。

人们排除了“佛祖显灵”或“王道士得宝发财”之类的传闻，苦心思考着这批时代非一、或整或残、佛道儒法、经史百家、律令俗书、幡绢绘画、铜佛法器兼而有之的藏品，何以聚集？何故封存？何时封闭？这就是人们百思尚未得解的“敦煌藏经洞之谜”。

关于藏品缘何聚集，大致不外两种推测：一种推测，认为这部分藏品乃是莫高窟经库之物，经过多年的收集及长期积累，非一时之所聚；第二种推测，认为不过是佛寺淘汰的破烂佛经、佛画、断残文献、过时文书、学郎涂鸦，出于“崇圣尊经”、“敬惜字纸”而加以聚拢，以便统一封存。

关于封存原因，大致亦有两种相应的推测：一说，藏经洞的藏品都是残破、过时、报废之物，在“崇圣尊经”观念支配下，这部分破烂文书、佛画仍然是不可亵渎的“神圣废弃物”。因此，加以收集，予以集中封存。此说以斯坦因、藤枝晃、方广为代表。另一说，可能是莫高窟×躲避战乱，这部分经籍文书、铜佛法器不便携带而又不忍丢失，乃将其封藏于密室，并在封墙上画上供养菩萨像，以遮人耳目。大多数学者皆主此说。

关于此窟封闭的时间，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大体有：1.公元995年（北宋至道元年）之后说，以伯希和、斯坦因为代表；2.公元1002年稍后说，以藤枝晃、何昌林为代表；3.公元1002—1014年之间说，以贺世哲为代表；4.公元1002—1030年之间说，以白滨为代表；5.公元1006年之后说，以荣新江为代表；6.公元1030—1035年之间说，以毕素娟为代表；7.公元1035年西夏攻破沙州之前说，以罗振玉、姜亮夫、阎文儒为代表；8.公元1049—1054年（皇年代）之后说，以陈垣、石璋如、马世长为代表；9.公元1094—1098年（绍圣年代）说，以殷晴、谭真为代表；10.公元1228年前（蒙古军攻战敦煌之前）说，以关百益为代表；11.公元1348—1368年（元明之际）说，以张维为代表，等等。以上诸说，多以躲避战乱为前提，或云西夏威胁，或云哈拉汗王国威胁，或云蒙古威胁，或云元末战乱；只有藤枝晃、方广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属正常的废物淘汰，与战乱威胁无关。然而学术问题，不能用“票数多少”判定是非。这就使藏经洞之谜更加扑朔迷离。敦煌藏经洞之谜的破解研究，首要关键在于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这个问题弄清之后，其他相关问题如藏经洞原属什么性质的洞窟？藏品因何聚集？藏经洞为何封闭？等等，才有解决的可能。而要弄清藏经洞封闭的时间，面临着两大难题：（1）是藏经洞最晚的藏品有哪些，各是什么年月的？（2）是16号洞窟甬道北壁（藏经洞门隐蔽体）墙面上的供养菩萨画像是什么年月绘制的？

前一问题关系着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上限；后—问题关系着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下限。

以往学者们的探讨，都只在边缘问题上打游击，未能集中力量攻坚。所以，尽管扫除了某些外围障碍，却未能捣巢擒王。因此，藏经洞之谜依然未能破解。

看来，一个小小的藏经洞之谜，却也是敦煌学的一项系统工程，—时尚难豁清。所以，藏经洞之谜势必还会继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