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六百三　文部十九

　　史传上
　　《文心雕龙》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谓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也。
　　《说文》曰：史，记事者也。
　　《释名》曰：传，传也；以传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贤者著述曰传。
　　《礼记》曰：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史。
　　《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韩诗外传》曰：周舍对赵简子曰：“臣操牍秉笔从君之后，司君过而书之。”
　　《周礼》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杌》。
　　《左传·昭十五年》曰：荀跞如周，藉谈为介。王谓藉谈曰：“昔而高祖孙伯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
　　又《宣二年》传曰：晋赵穿弑灵公，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传曰：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又昭十二年传曰：楚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史记》曰：秦、赵渑池之会，其君相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书之。
　　《汉书》曰：司马喜生谈，为太史公；谈生迁，迁为太史令，掌纟由史记。（纟由，缀集也。）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马谈父子世居此职，得撰《史记》。
　　又曰：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该，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後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後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终王莽，为纪、表、传、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马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周礼》也。仲舒有《王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章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事，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闻先帝数亲後宫之家，故不录也。”
　　《东观汉记》曰：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诏下京兆，收系固。弟超诣阙上书，具陈固不敢妄作，但续父所记述汉事。
　　《晋书》曰：王沉仕魏，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与荀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又曰：华峤常沉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监缪徽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
　　又曰：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重如此。
　　《宋书》曰：王韶之，琅琊临沂人也。私撰《晋阳秋》，成，时人谓之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後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
　　又曰：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後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虽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俱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此书行，故应有尝意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书》曰：吴均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奏之，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书不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已後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杨镳。
　　《後魏书》曰：毛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期重之。与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它为偶，而以为管、肃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之贬亮，非为失实。
　　《三国典略》曰：齐王以魏收之卒也，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馀字。
　　又曰：周萧大圜为滕王友，问于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馀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隐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绎裰礼也。”乃大笑。
　　又曰：齐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齐主乃令魏收专在史阁，不知郡事，谓收曰：“当直笔，我终不学魏大武诛史官。”于是广征百官传，总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衤失，一百三十卷。尚书陆操谓杨曰：“魏收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曰：“此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过为繁碎。”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以荣比韩彭尹霍者，盖由得其子文赂黄金故也。邢邵父兄书事皆优，邵惟笑曰：“《列女传》悉是史官祖母。”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魏收诬罔一代，其罪合诛。”卢思道曰：“东观笔殊不直。”斐、庶等与收面相毁辱，无所不至。齐主大怒，乃亲自诘问。斐曰：“臣父位至仪同，收附於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乃为传首。”齐主问收曰：“崔绰有何事迹，卿为之立传？”收曰：“虽无爵位，而道义可嘉。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称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齐王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理合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不能对。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传甚美，乃言於齐主曰：“国史一定，当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称？谤者当加重罪，不然不止。”齐王於是禁止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临漳狱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惟取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父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谓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号为“秽史”。
　　《唐书》曰：杜正伦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在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则千载累於圣德。非直当今有损於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
　　又曰：许敬宗。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皇家之隶也。敬宗与之结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又蛮首庞孝泰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怯懦，先击破之。敬宗纳其家宝货，妄称其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如此。
　　又曰：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皆书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见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帝曰：“然”。
　　又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守礼部侍郎令狐德，守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等五代史，诣阙上之。太宗劳之曰：“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诫。秦始皇奢淫无度，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怀，极可嘉尚。”又诏司空房玄龄等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本，采摭诸家传记而益附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举，为十本纪、二十志、七十列传、十三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皆称制焉，房玄龄以下为论皆称史臣。後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显庆中，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太宗实录》所记多非实，乃谓刘仁轨曰：“朕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圣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雾昼昏，部伍乱错，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後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於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今我不出，良为於此。’今乃移向《魏征传》曰，称是征之谏语。此既乖於实，何以垂之後昆？朕尝从幸木央宫，辟仗已过，忽於草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伏，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后伺看，早放出之。’史家惟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亻桀往年宿卫之日，被羌腰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史，我不为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于是处俊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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