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　州郡部二

　　叙京都下
　　《史记》：娄敬，齐人。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木横展车前人推之。音胡格反。）衣其羊裘，因齐人虞将军见上，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馀世。成王即位，而营雒邑，以天下中，四方贡职，道理均，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险阻，令後世骄奢以虐人也。今陛下与项籍战荥阳，争成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人肝脑涂地，暴骨中野。欲与成、康比隆，臣以为不侔矣。夫秦被山带河，四塞之固。夫与人斗，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能全胜。”上疑之。及留侯言之，上即日车驾西都。赐敬姓刘氏，拜郎中，号奉春君。
　　《汉书》曰：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曰：“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独守，以一面东制，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以下，是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又曰：秦中，形势之国也，地势便利，以下兵於诸侯，譬如高屋之建瓴水也。
　　又曰：翼奉上书曰：“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乡嵩高，后介大河，（师古曰：乡读曰向。介，隔碍也。）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千千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胡羌之难，（师古曰：厌，抑也，音一叶反。远，音于万反。）陛下恭已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後，长为高宗。”
　　《後汉书》：建武元年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洛阳，宫阙名，有却非殿。）
　　又曰：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班固感前代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以讽喻为主者也。）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阳制度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又《黄琬传》：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也！”
　　又曰：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
　　又曰：王景，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笃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而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景帝时有神雀凤凰，白鹿、白鸟等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又曰：陈纪迁侍中，出为平原相，谒董卓，时欲徙都长安，乃谓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今关东兵起，恐洛阳不可久居。长安犹有宫室，今欲迁，何如？”纪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诚计之末者。愚以公宜以事委公卿，专精外任。其有违命，则威之以武。今关东兵起，民不堪命。若谦远朝政，率师讨伐，则涂炭之民，庶几可全。若欲徙万乘以自安，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卓意甚恨，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
　　《吴录》曰：张言於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秦始皇时，望气者云金陵有王者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有别小江，可以贮舡，宜为都邑。”刘备劝都之，自京口迁都焉。
　　《吴志》先乱时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归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乃迁都建业。（案：《江表传》汉建安中，蜀主曾宿於秣陵，睹江山之秀，劝帝居之。初，张谒帝曰：秣陵都，楚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东岗，改名秣陵。今处所见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会，今宜为都邑。帝深善之。後闻刘备语曰：智者意同。案：《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锺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晋书》：周馥，成都王颖以为河南尹。馥观洛阳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都寿春，曰：“不图厄运，戎狄交侵，畿甸危逼。佥以殷人有累迁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河朔萧条，崤、函阻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南枕灵岳，名州四带，有重险之固。运漕四通，无屡空之难。虽圣上神聪，元辅明贤，居俭守约，用保宗庙，未若相土迁宅，以保永祚也。”
　　《载记》曰：刘元海之僭，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凤翔龙兴，奄受大命，然皇居仄陋，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乃迁都平阳。
　　又石勒下令曰：“武都，吾之丰、沛，万岁之後，魂魄归之。”初，张宾谓勒曰：“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国而都之。然後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王业成矣。”遂据襄国。
　　又符坚自临晋登龙门，顾问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娄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国’，真不虚矣。”权翼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於身殒南巢，首悬白旗，躯残於犬戎，国分於项籍，何也？德不修故也。吴起有云：‘在德不在险。’愿陛下守之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
　　《江表传》：孙皓欲徙都武昌，杨土百姓沿流供给殊以为患，陆凯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乐矣。又武昌土地危险硗确，非王者建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就武昌居。’臣闻翼星为祥，荧惑作妖，童谣之言，发自天心也。”
　　《後魏书》文旁泰和十八年，人迁都邺，登铜雀台，魏御史大夫崔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运漕四通，有西门、吴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於前，慕容灭於後，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阳。
　　《三国典略》：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还都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等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渚宫洲数满百，当出天子，陛下龙飞，是其应乎。”梁主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无定处，其如黔首万姓，未见舆驾入建业，谓是列国诸王。宜顺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梁王笑之。又于后堂大会文武五百人，问之曰：“吾欲还业，诸卿以为何如？”众皆愕然，莫敢先对。梁主曰：“劝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茔陵犹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欲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象决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象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
　　《五经要义》曰：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
　　王婴《古今通论》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美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
　　《盐铁论》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之名都。
　　《世说》曰：谢公时兵厮养逋亡，多外窜在南塘下诸舡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师？”
　　谯周《法训》曰：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山海经》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郭璞注曰：大帝曲密之邑。）
　　又曰：帝之下都，昆仑之墟。
　　又曰：从极之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河伯。）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之贤，举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帝王世纪》曰：古公父，是为大王，以修德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弊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阳，邑於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豳人闻之，曰仁人不可失也，东循而奔，从之者如归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筑城郭，立宗庙，设官司，即《诗》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作庙翼翼。筑之登登，削屡冯冯”者也。周道之端，盖自此始。
　　《两京记》曰：隋文帝开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汉故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今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名枨公，言词多验。时村人於此树下集，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仆射高颖总领其事，太子右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谓之大兴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回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
　　又云：东都城，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後汉，并居於今乙故都。至仁寿四年，隋文帝於此营建，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为王充所据，充平，改洛州总管府，寻又置陕东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明庆元年，复为东都，武太后号为神都。神龙元年，复旧，又改为河南府。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盖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又曰：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唯因旧宫，无所改制。终於贞观、永徽之间，荒芜虚耗。置都之後，方渐修补。龙朔中，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高宗常谓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始作上阳等宫。至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日加营构，而宫府备矣。
　　《郡国志》：庐山，在柴桑、彭泽二县之郊，叠障九成，崇岩万仞，《山海经》所谓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
　　杨雄《蜀都赋》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
　　张衡《南都赋》曰：於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
　　《鲁都赋》曰：彼齐诸儒，皆绘弁端衣，散佩垂绅，金声玉色，温故知新，访鲁都之区域，吊先王之遗真。
　　左思《蜀都赋》曰：盖兆基於上世，开国於中古。廓灵关而为门，苞玉叠而为宇。
　　又曰：魏土者，毕昴之所应，虞夏之馀民，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奥，则八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
　　後汉杜笃《论都赋》：夫大汉之盛，代藉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创业於高祖，嗣传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财衍於孝景，威盛於圣武，政行於宣、元，侈极於成、哀，阼祚缺於孝平。传代十一，历载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历，涉也，合二百一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谓出二百年，涉三百年。）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谓吕氏乱而文帝兴，昌邑废而宣帝中兴。）皆莫能迁於雍州，而背於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夫雍州，本帝王所以育业，（周始祖后稷封邵，公刘居豳，太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镐，并在关中，故曰育业也。）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衍，广也。谓秦都关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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