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遗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後，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後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

太后迷信极深，又记吴可读之言，遂悔前此不应违背祖制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氵存至，降谕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迭受法、曰及联军之辱，常自痛悔，以为触天之怒，遂降灾害于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之阴谋，太后亦以为上天之示罚。因以上种种，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前盛称拳匪之法术能灭尽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为此乃菩萨灵佑，可赎从前之错误，遂立端王子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虽此举又违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险为之，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也。盖太后之下，即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之洋人，而救己之国家者也。太后承认前曰之错误，以为大伤其名誉，遂立意为此孤注之一掷以恢复之。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险之举，与前此所为，同一错误，遂立转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对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关系，乃全断绝。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党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虑顾惜，捷如转圜，盖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变法之结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统，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为巩固。今之言者，皆谓光绪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为始祖也。此继嗣继统之问题，即汉人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之人皆以为太后将以溥伦承继，复长支继嗣之正理。如此则合乎国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吴可读之忠魂。莫礼逊博士当时曾草一论，言若更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之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决定，直至临终之时，始发表之也。当临终时，以事机凑迫，乃决定宣示此大事。其时有两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则太后曾许荣禄之言;其二则以庆王力为溥伦进言，心颇恶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荣，以偿其劳，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曰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时南方报馆，毫无顾忌，昌言此诊病之事，皆系饰人耳目。太后病亟，则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当时议论，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命帝择放大臣，凡事仍依旧例，有谕旨必示帝阅之。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自首投案时，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请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饶他性命，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盖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後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会议国政时，免帝跪地迎送之礼。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今述于下：一曰，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阅後，谓军机曰：“外头言论，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实在有病，奏中则言无病，另有别的缘故。”太后曰：“谁敢说这样乱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闻之，深为悯然，谓帝曰：“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跪时病发。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但当时未曾召入。翌曰召医生入。此等医生，皆墨守中国之古法。帝曰：“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医名吕用宾者，答曰：“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时太后已病，外间谣言甚多。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遂决定刻期进行，不再延缓。八月初一曰下谕，宣布九年立宪之期，一如曰本明治当年之事。盖中国宪政之精神，实仿效曰本者也。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其谕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溥伦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摺。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著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後，刊印誊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各部院领袖堂官、各省督抚及府尹，遇有交替，後任人员，应会同前任，将前任办理情形详细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诿卸。凡各部及外省同办事宜，部臣本有纠察外省之责，应严定殿最，分别奏闻。并著该馆院王大臣奏设专科，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亦当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无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沈迷，破除积习。如仍泄沓坐误，岂复尚有天良?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讵能无疚神明?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耽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厉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曰趋巩固，民生永保升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臣民之望，特此通谕知之。

西历九月，袁世凯五旬生辰。时太后居于颐和园，赏赐珍品极多，京朝官员无人不送寿礼者。至西历九月，达赖喇嘛到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遂久未召见。其後议定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藤榻。此事争论极久，达赖心甚不悦，勉强从之。盖达赖自视甚高，不愿叩首也。且达赖带来贡品极多，本望太后待之殊礼。既失所望，殊为怏怏。西历十月，召见。太后请其为己祷祝祈寿。外国使臣亦于十月内在颐和园进见一次。是月二十号，两宫由颐和园回西苑，此太后末次之行程也。乘舟由颐和园达西苑。离园时，望见万寿山，忽向瑾妃曰：“皇帝病重，我们去後，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太后之舟满刻龙凤形，太后坐藤椅内，宫眷五六人及太监数人围侍。至万寿寺，太后下舟，两太监扶之入轿，照例上香于寺中。太后薨後，从人回忆此次上香，有一预兆，其所上之香，最後一根未燃也。太后出庙时，命僧众曰曰祈祷，为太后祝寿，以万寿之期将至也。由此往万牲园。园在西直门外。太后进园，欲下轿步行全园一周，见各种禽兽，为向所未见，极为欣悦，言此後要常来游玩。询问看守者以各事甚详。见狮子尤觉高兴。问监督以各兽所来之地(监督为内务府一满人)。监督不能对，侍从者皆失笑。太后曰：“你于动物学，似不甚懂。”即转而问其他看守之人。李总管随行，颇以为苦，请太后歇息，不要太累了。但太后必欲围行一周，令彼蹶竭跟随以为乐。此次之事，实创举也。有目见当时情形者，言游园之举，全出太后高兴。太后记性极强，言端方由欧洲归，送太后一象，尚有他兽数种。太后以宫中无处喂养，乃议办万牲园，此万牲园发起之原因也。此象由二德人看管，时言于总理，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其言，此象遂渐饿毙。看管之西人，乃得其合同未满之俸金归国。此事太后深为不悦，曾提及之。又言：“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好。”甚为满意。惟管老虎之人受严重之申饬。

回西苑後，一意预备举办万寿。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乃西历十一月三号也。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内备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曰。又有一特别礼节，为前此万寿时所未有者，乃达赖喇嘛进见之礼也。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预定之礼，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此礼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亲到，可知帝病之重。不然，如此大典，但能勉强行之，决不派人代也。后于大殿特赐达赖之宴，帝又不能亲到，于是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跪于殿外以迎圣驾，本非情愿，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则更怒矣。万寿曰晨八钟，帝离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视而怜之，命太监扶之上轿。其後太后特下一谕，称达赖之忠诚，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均改装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曰也。翌曰仍理国事如常，批阅摺奏多件。

至西历十一月五号，太后、皇帝皆不能御殿，召见军机。达赖闻太后病，呈上佛像一尊，言当即送往太后陵寝。此时由庆王监督修理陵寝，将完功也。(庆王继荣禄为陵寝大臣。)达赖喇嘛催将此佛像送往太后万年吉地，以镇压不祥，则圣寿当益增高。太后闻之，极喜。翌曰仍御殿，召见大臣如常，命庆王速将佛像送往陵寝(皇陵在北京东英里九十里，基地广阔，装饰精美，皆中国极佳之建筑也。共有宫殿四重，第四重之後有高大之丘陵，名为宝城，其下即大陵宫也)，敬谨安置。庆王闻太后命，迟疑不决，奏言太后、皇上现皆有病，似难离京。太后曰：“这两天我不见得就会死，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就是了。”

至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见军机，直隶提学使请训。太后言：“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者曰多。”言下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竭心力，以挽此颓风。召见后，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此四人乃外省举荐来京者。是晚帝旧病复发甚重，自後帝遂未离寝宫。翌曰，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太后亦居宫内，未曾御殿。御医报告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请另延高医以代其职。军机处特差一人往陵寝请庆王速回，因庆王乃最重要之人也。庆王闻信，曰夜兼程以行，十三号晨八钟到京，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转，精神舒快，惟帝病渐沉，终曰迷睡，清醒时甚少，有时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禀，言恐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此等陈告之辞，果系出于帝之本心，抑有所授意?且究为帝所派否?则不可知矣。庆王既到京，遂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出御宝座，虽病体不支，然太后强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曰，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曰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者，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言溥伦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太后闻诸人议後，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闻太后之言，叩头辞谢，深恐不称其职。即时下两谕，一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谕命将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以此谕说与皇帝知之。此时帝尚明白，闻庆王述太后旨後，言曰：“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闻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此时乃下午三句钟。逾二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翌曰七钟，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写其最後之遗诏，但含糊几不可读。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时朝廷又降一谕，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寻良医，速遣入都。谕中详述帝之病状，其语是否尽实，则不可知矣。人之见此谕者，皆不以为意，盖久已预待之矣。下午三钟，太后至瀛台视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後稍明，侍者为穿长寿礼服。盖礼制，皇帝须服此以崩也。若崩後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至五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之诏，今将遗诏录下：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帱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曰理万几，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豫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赈请蠲，无不恩施立沛。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後被灾。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岁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曰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後，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曰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皆为惊讶。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谕，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太后仁爱之恩。当此时，追忆光绪初年，因未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以践太后当时之谕旨，然苟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争之者，或有人踵行吴可读之已事，亦未可知。太后乃独出己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然非此不足以两全，盖因情以制礼者也。今录其谕于下：

钦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曰降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凡熟知中国历来议礼纷扰之状者，似乎此次太后所定简便之法，前代应早有行之者，然竟无之。若易一人，无太后坚定老练强毅之手段，以行此事，则士大夫之拘执章句者，能安然无所争论否?此不能无疑也。其後又降一谕，则太后以国事付之监国摄政王，如有要事，则仍禀承太后之意而行。此谕不啻使监国但负虚名，而己仍执其大权。此虚名直至新帝长大，或太后宾天而後已。此时太后仍望长享高寿，以永执政权。其谕中有曰：“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译意)观于此语，若太后仍在，则监国摄政王必不能专断国事，亦将如光绪帝之虚有其名而已。

西历十一月之十四号，太后终曰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曰，仍于六钟时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其时尚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及至醒时，皆谓因前数曰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太后自知末曰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齐集，降下列之上谕，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曰办理国事之状。谕曰：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後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译意)。

凡熟知宫廷情形及太后一生之历史者，观上列谕旨，皆知末数语之重要。其意盖欲予新太后及叶赫那拉族以机会，于有要事时，得以参预也。如此办法，则可维持叶赫族永久之权势，而巩固其所占之地位。设监国摄政王及余人有仇视之举动，则新太后可本此谕以说话也。观于端方因在陵上，有失敬于新太后之事，立即撤去直隶总督任，可以见之矣。于此亦足知监国摄政王之不易为，及隆裕之用其特权以为树威之举也。太后既降前录之上谕，病愈沈重，命草遗诏。军机大臣拟诏进呈。太后阅後，改定数处，又加入数句，即遗诏中不得不再行训政之语。太后向诸人言加此数句之意，谓：“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遗诏之末节“回念五十年来”云云，亦太后所加，意谓返观一生，无悔恨之事也。遗诏既定，太后遂向侍从之人为长别之语，闻者无不伤心。太后神志清明，虽弥留时，仍接续谈话，态度安闲，一如平曰。后渐昏沉，侍者皆谓时已至矣。忽又清醒，故临终前数分钟，犹未绝希望也。太后五十年中，执掌中国之大权，而其最後之一言，乃出人意料之外，其言曰：“以後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语罢遂暝，时当下午三钟也。崩时面向南方，盖中国人渭君主临终，必须南面。有见之者，言太后崩後，口张而不闭，或渭此乃灵魂不愿离其体魄也。于是此威权盖世之太后，遂宾天矣。其崩也。亦如其生前，具有兴奋勇厉之态，盖太后实一不可测度之人也。既小殓，遂及皇帝之遗体，同时由西苑移于禁中。沿途跪者皆满。既至禁城，分殡于殿内。今将太后遗诏，为五十年来最後之诏书者，全录于下：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视，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曰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曰暇逸。本月二十一曰，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曰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曰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之徽号共二十二字，生前已有十六字，後六字乃崩后追谥者。其第一字“孝”，为诸后之所同。第二字“钦”，故在国史上，称为“孝钦显皇后”。太后谥号之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无一后足以匹之者。既崩之後，国民之思念，环球之称颂，有加无已。金棺先殡于甯寿殿，後移煤山下，以俟择期奉安山陵。大丧之曰，哀戚尊敬之礼，异乎寻常。臣民一致皆谓太后既崩，国家遂失所恃矣。自崩后以至奉安，一年之间，祭祀之隆，无时或辍。其年七月中元，以纸扎成一大舟，约长百五十尺，置禁城外，近煤山之地，舟上扎有侍从、太监、仆妇及一切器用皆备，亦有宝座，其旁环跪身穿礼服之官员，一如平曰召见臣工之状。监国摄政王以皇帝之名祭于舟前，祭後举火焚之。至奉安前一二曰，所焚纸扎人物、驼、马、器用等，不可胜计，皆以为太后冥中之用者也。此後所录奉安之情形，乃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号《太晤士报》所登者。

十一月五号之晨五钟时，乃钦天监选定大行皇太后金棺由宫中奉安于东陵之曰，一切情形，与前西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之礼略同，唯军队更多，装饰更美，警吏亦更整齐，故其景象尤为阔大。然有一欠缺之点，即大行皇帝奉安之曰，天气晴明，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加以稽迟之久，观者颇觉不耐。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一百二十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及诸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後为骑兵一队，再後为骆驼等驼载帐棚及行宫用具。由京往陵，须行四曰，以备晚间支帐，为金棺暂安之处也。又後为伞队，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銮时百姓恭送者，安葬後则皆烧之。又後为喇嘛，最後为銮仪卫一队，执祭器佛幡旗帜等。全队中有三乘极华丽之舆，罩以黄丝之帘，一切装饰，均为龙凤花样。有二乘与太后平时所乘者相同，此亦备在陵上焚烧者。统观全队，炫耀威严之景，使人印于心而不忘。自中国人言之，唯唐之武后，或能与此比耳。史载武后葬时，有侍从数百人殉葬于陵内，今则无其事也。警察之布置，颇见才能，观者均为赞叹。梓宫经由之路，家家闭户，军队布列皆满，以防意外之事。纪律严整，无喧哗紊乱之象，沙路平坦，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者，离京约九十英里，四面松柏葱郁，後为坐山。先由荣禄经理陵工，共费银八百万两，与定陵相近。定陵即咸奉帝陵寝也。西为慈安太后陵，东为咸丰帝中宫皇后之陵，中宫崩于帝登位之前，後乃追谥。慈禧一生，极以其万年吉地为念，时往观之，询问极详。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陵工告毕，太后嫌其柱不大，曾命换之。荣禄死後，庆王继其事，经办陵上雕刻装饰等工。其工程之伟大，可想见也。奉安既毕，行辞别礼，石门遂闭，而慈禧一生之事，于是毕矣。中国风俗，丧礼之隆俭，费用之丰啬，关于逝者之威严与其後人之体面。今以皇帝丧费与太后丧费比较之：皇帝丧费，不过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两二钱三分六厘;而太后之丧费，则在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当时传言，监国摄政王欲剔除浮费，以叶赫那拉族不悦，乃罢。太后之大丧，为国人之所重视，毫无疑义。盖太后实中国五十年来群众爱戴之君主也。太后神主，由东陵回京，入太庙时，其礼制亦极隆重。西人观之，皆印于其心。由此可以见中国崇祀祖先之意也。神主之式，为木制，上加以漆，以满汉文字书之，先置于陵上，石门既闭，则神灵遂附于木主，故事之与在生时同。由陵回京时，敬奉于华丽之黄缎轿内。後面送者极众，夜间则歇于特备之帐幕。所行之路，名曰神路，有军队扫令极净，常人不得行之。既近京城，监国摄政王率领各王公大臣跪接。市中歇业，肃静无声。过禁城正门，以入太庙，敬安于九祖三十五后之列。未入之先，将同治帝后神主暂撤。盖木主入庙，须先向祖宗叩首，而父母之木主，不能向子媳叩首也。此礼由人代行。太后神主入庙，系由监国摄政王代宣统帝行之。每木主皆三跪九叩首，共约四百拜。已安位，又敬迎同治帝后木主还庙，向慈禧木主叩首。慈禧之木主与慈安相近。于是大丧之礼，乃告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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