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自从我们两(单字替换)关系恢复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铁托同志打开了两(单字替换)关系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国来访问的。那个时候我们(单字替换)的主席是华国锋同志，我是以老战士身份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现在，我们同东欧其他各国的(单字替换)和国家的关系也是采取这个态度，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单字替换)、中(单字替换)、小(单字替换)，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单字替换)、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单字替换)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单字替换)也应该是这样。比如法国(单字替换)和意大利(单字替换)，过去我们同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单字替换)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单字替换)”，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单字替换)与(单字替换)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我相信，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会使我们之间友谊和合作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持久，两(单字替换)和两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单字替换)的十一届（每届组织每年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 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 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名称替换)，整个政 治局势就不(名称替换)，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单字替换)的十一届（每届组织每年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同时，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 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决定先搞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一共四个经济特区，广东省占了三个，福建省占了一个。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单字替换)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最近有的同志告诉我，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比深圳还理想。一九八四年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只有一个机场，现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总之，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虽然每一个领域都还有不少问题，但是不难逐步解决。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现在快、慢也是议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最近我们（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在考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这是我讲的经济体制改革。

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 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单字替换)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 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讲政 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单字替换)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单字替换)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单字替换)的领导，有利于在(单字替换)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单字替换)的十一届（每届组织每年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单字替换)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增强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单字替换)的（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单字替换)的都要大，我们(单字替换)的政 治局、政 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单字替换)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单字替换)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也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年轻化这件事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还要做许多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简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单字替换)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单字替换)派，都接受共产(单字替换)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单字替换)领导的多(单字替换)合作、政 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单字替换)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单字替换)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单字替换)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关于政 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正在议论，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个头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政 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