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届总统的誓词

总统的誓词，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一种个人承诺，更应该是看作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对国民的承诺。强国、和平、统一、共和、民主、法治……这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名词，装饰着民国总统们华丽的誓词，也装饰着民国与国民的梦境。然而，誓言历历在耳，承诺却屡屡成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时人对时局的悲讽之议。屡屡成为空头支票的誓言，最后变成民国动荡的政治现实。

孙中山： 理想主义者的治国

强国，孙中山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一段极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从这天午夜起，中国数千年“帝制”的政体模式，开始转入“民治”时代。誓词的第一句继续了他1894年在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项任务看来就要达成了。全国22个省，已有17个省通电起义 脱离清政府。而“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这句誓言则要艰难得多，民国之难建、民主之难行、民生之多艰，这位在海外时间多过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孙文马上就要一一面对。

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

共和，袁世凯誓词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黎元洪：法与刀

法治，黎元洪就职宣言

“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1916年6月6日，正是端阳佳节。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民国元首出现了短暂的真空。黎元洪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外，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庭中站了一队军乐队，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见证了这一时刻。不幸的是，他遇上了民国史上最强势的段内阁;黎大总统柔软的德性抵挡得住刀枪的寒光吗?在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黎元洪的两任总统皆在失败中结束，但仍然不失为他个人的闪耀时刻。但对于民国，则是悲剧性的，黩武主义逐渐开始取代宪政，而国家也开始走向分裂。

冯国璋：“和平统一”梦

统一，冯国璋就职通电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 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里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纷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入主总统府，冯国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他脚下的路却荆棘密布：放眼全国，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内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已经逐步分化，以冯国璋和段祺瑞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军阀;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尤其是袁世凯、张勋接连复辟帝制，使刚刚发轫的共和政体遭受严重打击，帝制与共和之争仍困扰着时局纷乱的中国。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后不过一年零两个月。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冯国璋遗言：“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徐世昌：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

文治，徐世昌就职宣言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然而，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地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而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落寞辞职了。

曹锟：贿选与秽宪

宪政，曹锟就职宣言

“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议。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其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

一位出身寒门做事憨厚的布贩终于在半生戎马之后逼近了权利的顶峰，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其一，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其二，竭尽全力去争抢那张“总统宝座”。时年61岁的曹锟终于选择了后者，在1923年他挤走了傀儡黎元洪，决定自己往上再挪一步做一次最高元首。他很清楚，为了具有合法性他只能在议员们的选票中走上权力之巅，最终他选择了贿选。以贿选上位的曹锟，试图以颁布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而法统重光。然而，多年之后，毛泽东反问：“宪法，中国已经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

蒋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课

民主，蒋介石就职演说

“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每一个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达公正意见的机会，也要有接受批评和牺牲小我的精神。”

一身长袍马褂，一口江浙乡音，1948年5月20日，在21响礼炮声中，蒋介石宣誓就任行宪以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在不到3800字的就职演讲中，蒋介石提出的施政纲领是：对内遵行宪法，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对外政策则强调维护联合国、与世界各国互惠共利、宽恕日本。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蒋介石的就职承诺中，“民主”出现了20次，超过了 “宪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关心的“戡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最终的结果显示，他一直在奋斗，但从未懂民主。就在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62岁的蒋介石满脑子盘算的都是如何辞职下野。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下自己的感受：“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李宗仁代总统”的三个愿望

和平，蒋介石替李宗仁拟的“继任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对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蒋介石虽然自称“下野”，实际上只是退居幕后，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里。除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跟他唱反调。早在1月19日，孙科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这样，国民政府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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