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笑大方,趣说“秀才识字识半边
【以稿换稿 】 作者:陈 虹 发布:2013年02月23日 阅读: 次
自古以来,有这样一句俗语:“秀才识字识半边。”在汉字当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90%以上,给识字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说:“同谐声者,必同部也。”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以同一个字为“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它们的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何、河、柯、苛……然而,在数量浩大的形声字当中,却也常常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破绽百出”的“绽”、“草菅人命”的“菅”等等,如果只是读“半边”,必然会贻笑大方。
读半边而闹了笑话,是缘于“半边”没有找对,这属于文字学方面的问题。
众所周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为汉字的六种构字方式,其中前四种属于造字方法,后两种属于用字方法。在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这四种造字方法当中,前三种均不能表“音”,唯有形声字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为此,专家学者们认为,形声字的产生是汉字造字法中的一个根本性变革。既然形声字可以表音,为什么又有人会将它读错呢?这是因为没有找对表音的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错将会意字当成了形声字。象形和指事属于“独体”(即不可再分化为字了),会意和形声属于“合体”(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构成)。对于“独体”,不存在“识字识半边”的问题;而对于“合体”,则出现了究竟哪个“半边”属于表音的问题。据说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曾闹过笑话,他将“波”解释为水之皮,将“滑”解释为水之骨。王安石犯的错误,便是将形声字当成了会意字;而我们今天则更容易将会意字当成形声字。比如:昶(chǎng白天时间长)、岚(lán山里的雾气)、昊(hào广大无边)等等,若将它们的“半边”当成了声符,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找错了声符。在大多数的形声字里,结构上是存在着一定规律的,比如: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外形内声、内形外声。至于为何会找错了声符,原因有二:其一,弄反了。比如“问”,声符偏偏不是“口”,而是“门”;“笃定”的“笃”,声符为“竹”,而非“马”。其二,有一部分字的声符与形符并非“平分天下”,而是偏居于一个角落,例如“施”。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代著名文士方孝孺,因为坚决不给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诛灭十族。其侥幸活下来的后代被迫改姓“施”——其义即“方人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会意字,它的形符读yǎn,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旗帜的形状,因此以它为部首的字多与旗帜有关,例如“旌”、“旗”等等,因此它们的声符没有占据“半边天下”,仅仅是右下方的“也”、“生”、“其”等等。
第三,声符字本身的写法发生了变异。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它被省略了一部分形体,或是被简化了,比如“京畿(jī)”之“畿”,声符字本为“幾”(几),加进形符之后,竟省略了其左下的部分;“麇集”之“麇(qún)”,声符字本为“囷(qūn,古代的一种粮仓)”,简化之后变成了“禾”……这些字如果还坚持读“半边”的话,同样是必谬无疑。其二,它的形体(即写法)发生了讹变,同样使今天的人们无法相认——例如:“贼”,读左半、读右半都不对,而是从贝朿声(cì刺的本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汉字的形体在数千年中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以秦朝为界,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个阶段。前者,包括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及秦统一天下前的大篆和统一天下后的小篆;后者,包括秦汉时期出现的隶书和魏晋之后出现的楷书、草书、行书等等。有人将隶书作为古文字与今文字的一种过渡形体。“隶”即“皂隶”,指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政务极其繁忙,负责书写工作的皂隶们的任务繁重不堪,而那时的小篆笔划太繁,书写极为不便,于是他们便将原有的结构化繁为简,从而渐渐发明了隶书。这样一来,字型是简单多了,但是它们却打破了文字原有的结构,有些字从此很难再找到它们的“娘家”了。
第四,声符被人为地变成了“多音字”。汉字于造字之初,均当是一字一音的。但是中国大陆在对汉字形体进行简化的时候,人为地产生出一批形同、音异、义更不同的所谓“多音字”来。比如“厂”,本读hǎn,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象形字,意为山崖下的石穴;但“工厰”的“厰”字简化后,却将声符“敞”省去,只留下一个意符“厂”,使得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字合用了一个形体,变成了所谓的“多音字”。如果它们单独使用,尚且不会造成因“识字识半边”而带来的错误,但是一旦作为声符,便后患无穷了。比如说,“适”与“適”,即属于这种情况——前者的声符是kuò(上边为“氏”,下边为“口”),后者的声符是“啇”(dí),但一经简化,便“合二而一”了。
造成“秀才识字识半边”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表音的部分没有读准。这属于音韵学方面的问题。
中国历史悠久漫长,疆域辽阔广大,这便使语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变动——即战争、动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举例而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政权时的京都往往都在北方,它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语音也被视为“正声”,即标准音。但当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而朝廷又无力抵抗时,中原地区的人们便只有随着中央政府大规模南迁了。与此同时,他们亦将中原一带的语音带到了新的地区,并且保留了下来,而且离开中原越早、越远,保留的古音也就越多、越纯(例如吴语、粤语、湘语、鄂语等等)。而此时的中原大地,则由于更换了主人,在语音上也同样呈现出了新的变化。
【来源: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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