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谋于众”的智慧

《左传o庄公三十二年》载,春秋时期虢国大夫史告诫其君:“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诸葛亮北上伐魏时进《出师表》,建议后主刘禅“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并在《纳言》中说:“纳言之政,谓之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可见,自古以来“,谋于众”就是对为官为上者的基本要求。
其实“谋于众”与其说是对领导者的一种要求,倒不如说是领导者自身为官做事应具备的一种智慧。领导者“谋于众”的过程无一不展示其胸襟涵养、官德品行、人格魅力及领导艺术。
“谋于众”之“让人说话”
“让人说话”是对群众话语权的尊重,也是“谋于众”最起码的智慧。问计于民、执政为民和民主政治一直是我党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要想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虑、所求,就必须把话语权交给群众。
《左传o襄公三十二年》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乡校是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国政,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可以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能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堤大决口，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做治病的良药。”子产把民间舆论看做是矫正自己为政失误的金石良药，并阐明了“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其做法受到孔子的赞扬“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肯定子产旅行的是仁政，事实也是如此。子产先是郑国人皆曰可杀的眼中钉、肉中刺，几年后竟举国担心没有他如何活下去。毛泽东同志曾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让人说话，充分给民众以发言权，不仅天塌不下来，说不定还能帮着撑起一片天来。
　“谋于众”之“可以争论”
“可以争论”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谋于众”在境界上升华。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方针和优良传统。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
《后汉书.袁安传》中记述了汉章帝时的一次朝堂争论。汉章帝时，朝廷与北匈奴和亲，在光武帝时就已经依附于汉朝的南匈奴仍然前往北匈奴抄掠。北匈奴单于责怪汉廷欺负他们，并以此为借口意欲侵犯汉朝边境。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朝廷，认为应当归还南匈奴掠得的北匈奴人口，以安抚北匈奴。章帝召集大臣们在朝堂议论此事，多数公卿认为北匈奴奸诈，欲壑难填，不同意孟云的上书。太仆袁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采纳孟云的意见。司徒桓虞觉得袁安说的有理，遂转而附和袁安的意见。但很多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郑弘甚至上纲上线说“凡是主张归还北匈奴人口的人，都是对朝廷不忠”。有大臣及时报告了章帝，袁安等人深恐，“交印绶，以示谢罪”。结局是，章帝采纳了袁安等人的意见。
作为封建帝王，汉章帝确实可敬可佩，通过朝堂争论，正确处理了归还被掠的北匈奴人口的问题。他还说：“事以议从，策由众定，訚訚衎衎，得礼之客，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就是说，朝廷的事情通过讨论决定，朝廷的方策由百官决定，中正和悦，这才符合礼制的法则，而鸦雀无声，大家都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对朝廷来说并非好事。汉章帝能听取臣下不同意见，作出正确的选择，其开明君主的风范得到了后代史学家的好评。毛泽东同志阅读到这里，批了四个字：可以争论。这也是对汉章帝允许朝堂争论的明智做法的肯定。
“谋于众”之“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是领导干部加强官德修养、促进自我完善的一种态度、一种胸怀，表明了敢于正视并纠正自己错误的勇气，这是更高境界上的“谋于众”。我们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都理解“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鼓励群众监督批评，内心喜欢谀美之词，表现的是“闻过则喜”，实际上是“闻过则怒”。如果这样“谋于众”，无异于叶公好龙。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因李世民神采英毅，群臣觐见时经常因为紧张举止失措，李世民了解情况后，为了让大臣畅所欲言，尽量保持心态、态度及言辞平和，并说：“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臣下阿谀奉承，君主失去了国家，做臣下的岂能独善其身？隋朝的虞世基等人诌事隋炀帝，隋炀帝被杀，他们这些人也被杀了。你们应该以此为借鉴，对政务得失尽量发表意见”。唐太宗以史为镜，鼓励谏诤，显示出一代明君的高明和智慧。
但是到了“贞观之治”后期，唐太宗也日益显露出骄横之气，正如魏征所言：“陛下近来不好直言，虽然勉强包含容忍，可不比当年那样豁达了”。唐太宗不愧为“千古一帝”，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失。《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群臣说：“现在我想听听自己有何过失，你们要畅所欲言，专谈我的缺点。”长孙无忌等大臣都说：“陛下以恩德教化，使天下太平，有何过失？”待中刘洎却说：“陛下圣德确如长孙无忌所言，但近来有人上书，陛下觉得不称心，当面诘难，使上书者惭愧退下，这不是褒奖进言之路”。太宗听后，高兴地表示：“你说得对，我一定改正”。后人评价说，正因为唐太宗勇于纳谏，闻过则喜，才取得名留青史的“贞观之治”。
战国时期秦国贤士赵良曾对商鞅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诺诺，即唯唯诺诺，恭维顺从；谔谔，即直言敢谏，犯颜直陈。赵良的意思是，有一千个人说恭维话，不如一个人说真话实话。这好比是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可见，古人对直言、诤言即“谔谔”之言是何等的珍视。这应该引起现代领导者的深思。
　“谋于众”之“不谋于众”
“不谋于众”出自“成大事者不谋于众”这句古语，意思是高明的决策者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必和所有的人都商议，只有这样才能干成大事。从表面上看，“不谋于众”与“谋于众”意思相反，与群众路线相悖，但其实质是一致的，“不谋与众”是决策者在“谋与众”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当断则断的勇气和魅力，是在决策过程中抢抓机遇的果敢与善断，更是“谋于众”智慧的充分体现。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时非常有顾虑：“恐天下人议我。”商鞅说：“对于一般人，事情一开始的谋划和他们谈不拢，只有成功以后和他们共同享乐。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于俗人，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必和普通人商议。只要能使国家强盛，旧的章法便可换一换。”也就是“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句话被后人演化为“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但是满朝文武都不大支持，有的甚至极力反对。为实施变法，商鞅把反对变法的太子驷（后来的秦惠文王）得罪了，把太师甘龙（太子驷的岳父）杀掉了，对太傅公子虔（太子驷的老师）施以酷刑（一说割掉了鼻子，一说砍掉了右足），这些也都为其悲壮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但是，变法最终取得了胜利，并使秦国从此强盛起来，史称“改变了秦国的命运，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总而言之，只有“谋于众”，并且尽可能多地“谋于众”，方能详察民情，端正人事，顺应民意，减少失误，政令畅通，上下同欲。对于领导者来说，“谋于众”是一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雅量，更是一种成事兴业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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